有话好好说

和妹妹聊天，谈到她侄子读书的事，我告诉她咸已经签约了一个博士导师的实验室给博士们打下手。妹妹便开导说，得跟博导搞好关系，逢年过节送点茶叶什么的。我断然拒绝了她的提议，说以后聊天不要谈这类话题，这事肯定不会做的，妹妹悻悻挂了电话。

其实我明白，这是咸还有些能力，不然那些义愤填膺的话哪能随便胡说出来。咸妈两个同学的孩子，皆和咸同年，一个在海南求学，其父母转弯抹角打听到一个老乡老师，土特产大包小包随小孩一并送去，酒桌上老师一口答应以后只要有好的上升机会都会留给他们的孩子。一个在浙江求学，家里有企业，开学之前就搞好了校领导的关系，亦是孩子的前途一片光明。

有钱能使鬼推磨，至今灵验。可生于世上更多是没钱的人，那天去政府办事，52路公交车上，零星几人，有一对老夫妻在车头处面对面而坐。老头，黝黑的皮肤打着皱褶包着骨头，一身红卫兵时代的旧军装，光脚穿了一双解放鞋，裤腿沾满了黄泥。老太，和老头一般的瘦长黝黑，这黑色是需经过几十年在田地里被太阳慢慢炙烤而得，同样是一双解放鞋裹着黑黑的光脚，上身穿的是已是传说中的四个口袋蓝涤纶布上装，稀疏的头发往后梳，挽成髻，空空的发下，苍白泛黄的头皮依稀可见。不远处，他们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孙子，黄皮寡瘦，瞪着黑眼珠子木讷地看着乘客，身上烙着乡村的印记。

老太也随意，不懂城里的规矩，一只脚抬起踩在旁边的座位上。逢上车的人便问：民政局怎么走？倒也奇怪，没一人答得上来。司机都听烦了，语气略带不满：说好了到政府下车再问。幸好车上有位善良的大姐，一路安抚他们，零星的言谈得知，他们从老远的家乡乘火车风尘仆仆而来。

下来车，祖孙三人又是茫然无措，老头忙拉住我问：民政局怎么走？我说，跟我走吧，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把他们带到办事大厅交给了保安，保安大哥又把三人传递给长长过道那头的保安，那头保安用手指方向告诉祖孙三人是哪个门并和气地叮嘱他们：有话好好说。

一句有话好好说，颇有深意。让我想起一篇文章里一段话：在日本，去政府办事，堆着笑脸的是公务员，有关系的能办成事，没有关系的也能办成事；有钱的能办成事，没有钱的也能办成事。我信，这就是我向往的社会，妹妹嘲笑我是榆木脑袋，我就是这样幼稚。

在当下，给人的印象是没理的耍耍赖能办成事，有理的也得不好好说话才能办成事。如今再也不能像百年前辜鸿铭老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里说的以暴制暴的社会。

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大家都要有话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