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故事非虚构。
（一）
民国十六年的家乡，风起云涌，波澜壮阔。
那段年月，故乡县境出了两个赫赫有名的革命者，一个是名列江西“革命三杰”的曾天宇，一个是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上大放异彩、回国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张世熙。在他们的鼓动、宣传、引导、组织下，全县发展党员500余名，遍布各个乡村。那一年的秋天，村村成立了农会，乡乡组织了农军，全县除了县城已全部赤化。这个偏居赣中南一隅的小县，不仅成了江西农村革命的中心，而且引起了远在上海的党中央的高度关注。
于是，那场震惊中外的大暴动，不可阻挡地爆发了。
十六岁的祖父席珍首先被这场红色风暴裹挟了进去。作为贫家子弟，他理所当然地参加了村农会。之后，因为读过三年私塾粗通文墨，他被选到乡苏维埃作外勤，做通信联络工作。
时过一个甲子之后，在老家院子内的大梨树下，祖父席珍陆陆续续给我讲过他和堂伯的“革命经历”。
关于那场连远在英国的《泰晤士报》都专门作过报道的大暴动，祖父席珍记忆最深的就是四打县城：“挽澜老师（曾天宇）下令，全县总暴动，窑下的张世熙到我们隔壁的横路村来，开了上千人的暴动大会。一开始是我们和罗塘两路农军几千人打县城，攻不下。队伍撤下来后，挽澜老师他们带着队伍占领了泰和县城，缴了警察局的枪。后来又动员农军攻了两次县城，战死几十号人，还是没攻下。快过年的时候，全县几万农军都集中到了县城，人马滔滔、旗帜飘飘啊！挽澜老师和肖素民是攻城总指挥，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同时总攻，城里一个营的国民党兵吓得下了河，坐船跑了。”
“暴动那一年，死了好多人。你娘的爷爷也是那时被农军杀掉的。你外公真是能忍，他是黄埔生，只要带一连兵回家，他黄陂坑还不要血流成河啊？要是他和振五老师俩姨丈（连襟）联手的话，都可以在全县杀三个来回了！”
他们那一代军人，对黄埔军校毕业生的顶礼膜拜是溶入了血液之中的。
只读了三年私塾的祖父，之所以能说出“血流成河”一词，是因为他在大暴动那年的六月，亲眼见过这种骇人的场景。在全县总暴动前夕，国军刘士毅部一个旅进驻兰田村，清剿县境东北及泰和东南各乡村，在兰田村前的芦源河边的沙洲上，枪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余人，鲜血把整个沙洲都染红了。
故乡的那场大暴动，以农军攻占县城、建立江西第一个苏维埃县政府为高潮。接下来的发展却有点象悬崖瀑布，出人意料。
民国十七年一月，大暴动胜利仅十来天后，国军新编第13军方鼎英部一个主力师从赣州杀入县境，由南向北横扫全县，兵锋所至之处杀人如麻、尸山血海。短短几天，四万农军土崩瓦解、作鸟兽散。挽澜老师被围自戗，张世熙出走南昌，毕业于黄埔二期的军事指挥官肖素民战死，曾经竖满镰刀斧头红旗的广大乡村几乎一夜之间陷入白色恐怖。“八十农民上井冈”、“农军游击到东固”，这些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段。
前一个故事的代表者是总司令夫人康桂秀，而后一个故事的领导者叫肖玉龙。这个赣西南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出生在与老家一河之隔的兰田村中一个中等富裕的自耕农家庭，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二，毕业于国立吉安第六中学，为人精明而彪悍，是本县最早的党员之一。民国十六年，21岁的肖玉龙刚刚结婚不久，尚未育子，所以有时间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发展党员，组织农会，组建农军，筹备暴动，是本县东北片声名卓著的农运领袖。大暴动中，肖玉龙先后当过兰田乡苏维埃主席、茅坪区委书记、农军一纵队（负责东门）攻城副总指挥。在攻打县城的战斗中，一纵队攻占了县警察局，从警察手中缴获了17杆快枪，肖玉龙将其全部交到了兰田村子弟手中。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举动极具战略眼光。
大暴动失败后，全县乡村迅速白化，保甲制全面推行，民团、守望队纷纷成立，原来的农村乡绅治理格局迅速瓦解，在这种白色恐怖形势下，革命者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肖玉龙是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所以，在民国十七年的大年初一，他和本村及邻村几十名农军商议后，带着那17杆步枪，一起钻入了村后的茫茫大山。
大年初六，滇军杨如轩的27师81团进驻兰田村，芦源河边的沙洲上，又一次血流成河。留在当地打游击的中共泰和县委书记康纯和他的二十九名同事，最先被81团围捕，遭到枪杀。
祖父席珍晚年多次给我讲过：民国十六、九年，兰田洲上的樟树长得特别茂盛，那叶子，又大又肥，绿幽幽的发着暗光，见了让人心里发慌！
（二）
兰田村背靠的这片大山，是横亘在兴国、泰和、万安边境的武夷遗脉，崇山峻岭，逶迤千里，南至广东、福建，北达江西新淦。
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不断清剿和各村守望队的阻拦和窥探，肖玉龙和他的游击队只能在深山老林中东躲西藏，狼奔豕突。在兜了一个月圈子之后，他们游到了兴国县南境，与黄埔教官陈奇涵领导的农民赤卫队取得了联系。不久，黄埔四期毕业生、与方志敏齐名的江西地方革命领袖李文林，率领东固红色武装第七、第九纵队相继来到兴国，在乡村组织武装暴动。同年九月，第七、第九纵队被李文林整编为江西红军第二团，肖玉龙的游击队有部分队员编入了红二团。剩下的队员正式组成万安游击队，随红二团来到被毛先生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称为“李文林式”的东固红色根据地。
民国十八年二月，李文林又将东固根据地15、16纵队整编为江西红军第四团。肖玉龙率领的万安游击队在此期间也发展到七、八十人、五十余枪。同年11月，肖玉龙率领万安游击队配合红二、四团长途奔袭，攻占万安县城。
民国十九年一月底，江西红军地方部队红二团、红四团、红三团、红五团和赣西南游击武装在万安被整编为红六军，红二团和红四团成为红六军的绝对主力，彭德怀的搭档、红五军副军长黄公略出任六军军长，毛先生的连襟、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任军政委。于是就有了毛先生的大作“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在我的老家，民国十九年的革命形势，和两年前已大不相同。因为大暴动失败一年后，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前往闽西、赣南创建新的根据地。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不仅红军队伍得到扩大，赣南、闽西苏区也初具模形。而背靠兴国中央苏区的万安东北半县，陆续恢复了党的活动，肖玉龙就是这个时候带着六十余人枪回到了兰田村，并立即组建了万安红军独立第八团，恢复了茅坪区及各乡、村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茅坪及兰田村也立时成了红色万安的中心。
就在肖玉龙在县境东北闹得水起风生的时候，良生伯也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到了家乡。当时在万泰苏区上马要管军、下马要管政、忙得焦头烂额的肖玉龙正苦于分身无术，于是顺水推舟地任命良生伯担任独立第八团政委。
肖玉龙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良生伯的亲姐夫，我的堂姑父。在这个血雨腥风的年月，人心多变，只有把队伍交给良生伯，肖玉龙才能绝对放心。
民国二十年五月，东固红色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中革军委委员、中共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遭错误处决。1945年党的七大上，李文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肖玉龙与李文林是国立吉安第六中学的同期校友，又在东固及赣西南苏区并肩战斗过一年多，所以注定在劫难逃。民国二十年五月，时任万泰县茅坪区委书记的肖玉龙，受李文林案的牵连，被枪杀在兰田的沙洲上，一代豪杰，冤沉河沙！
（三）
良生伯担任团政委后的第一项人事任命，就是调在茅坪区苏维埃政府跑腿的祖父席珍到独立第八团任警卫排长，还有谁能比“细叔”更让他放心呢。
不久后，他又将团部从兰田村搬到了老家的大祠堂。不要小看这一挪！他这一搬，老家及临近数村就由白区变成了苏区。良生伯不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疆拓土”了，而且兰田也有了拱卫和屏障。更重要的是，红军跨过芦源河，意味着红、白两军的攻守易势了。在芦源河下游离老家仅三里之距的剡溪乡，原来是驻扎着一支靖卫团的，良生伯率队伍一过河，这支靖卫团就立即后撤到了20里外的窑下镇。
良生伯接手红八团时，全团已有近四百人，快枪九十余枝，土铳六七十把，其余都是大刀长矛。中原大战爆发后，县内只有一连国民党正规军驻守县城，所以红八团的主要对手是地方靖卫团、守望队和反动会道门。在良生伯的指挥下，红八团接连打垮了县境赣江东岸数支靖卫团，扫清了远近邻村的守望队，缴获了四五十条步枪。但全团依旧是汉阳造和老套筒当家，没有一挺机枪，没有一支手提冲锋枪，更遑论重武器了。所以，扩编队伍、改善装备一直是良生伯心中的头等大事。
在老家院子内的大梨树下，祖父席珍曾多次对我感慨：“良生这伢崽，18岁就当团政委啊！可惜了啦！”
关于良生伯的故事，祖父席珍断断续续反反复复跟我讲过很多次，而我能清清楚楚记得的，是他指挥的两场战斗和他的牺牲。
一场是在民国二十年冬，枫林靖卫团总何太礼率反动组织“海螺会”会众千余人围攻苏维埃政府派出的征粮队。良生伯获讯后率红八团三百余战士直扑枫林驰援，路过老家时正遇他的堂爷爷在路边晒场晒红薯干，就是把红薯煮熟后用刨子刨成片晒干。由于全团官兵都没吃早饭，良生伯下令：每人丢下两个铜钱，红薯随便拿，边跑边吃。他的堂爷爷煮了好几担红薯，因此收了半竹播箕的铜板，砍了好几斤猪肉，好好地改善了几天生活。独立团赶到枫林战场后，良生伯一声令下，一阵排枪过去，“海螺会”倒下二十多人，千余乡下会众哪见过这等场面，立即鬼哭狼嚎，屁滚尿流，作鸟兽散，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何太礼和他的十几个靖卫团员丢盔弃甲逃回了西山老窝。是役，红八团击毙靖卫团和“海螺会”匪徒20余名，缴枪11枝，缴获大刀和梭标无数。
另一场，就是叔侄俩指挥的那次对姨外公肖振五的伏击。
民国二十三年初秋，独立第八团奉命到泰和老营盘配合主力红军阻击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祖父席珍就是在这场战斗中负伤的。
“我们一到老营盘就觉得不对劲，他们的炮火太猛了，犁地似的，一丈三炸。我一上去就被炮弹片打断了腿，打一个冲锋，全团就死了十几号人，你春生伯就是那天战死的。我是后来后方医院被广东兵打散了，逃回家才知道的，春生没了，良生也没了。我要是不负伤，良生就不会死！”祖父席珍一直固执地认为，如果他在良生伯身边，良生伯就不会被杀。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地方红军部队受命阻击敌军，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独立第八团的阻击战场仍旧是老营盘。但部队刚出动，国民党军已突破老营盘一线，国军一个主力团已经从老营盘插到兰田村后的山区，兵锋直指兰田村。良生伯闻讯后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将部队交副团长带领，回援兰田村。自己却骑马赶去了十几里外珠坑村，那里有一位他的知己红颜，他要带着心爱的姑娘一起撤退。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军进展神速，此刻的珠坑周围，大批国军正在往兰田村方向围聚而来。匹马单枪的良生伯就这样一头闯进了珠坑村，把姑娘拉上马后就往外跑，这对年轻人一出村就撞进了国军堆里，弹尽被擒。国军军官用脚指头都能想得明白，这个骑着马、拎着驳壳枪的红军绝对不是普通士兵。到此地步，良生伯倒是尽显男儿气概，他坦率地自报身份，只要求国军兄弟放了这姑娘。可惜的是，国军在枪杀他之后，将那姑娘也以“匪属”的罪名枪杀于他的身边。
第二天，姑娘的父亲在安葬完女儿之后，收殓了良生伯的遗体，让徒弟把棺梓送到了我们村。
（四）
民国二十五年的十二月，祖父结婚了。
我的祖母出身并不贫寒，她的哥哥不仅在县城读完了国立高小，甚至还去景德镇读了省立甲种陶瓷工业学校。小时候，我和叔叔年年是在大年初一的下午，就被祖母赶到五里之外的黎家村给老舅母拜年。老舅家是一栋“二五九”青砖到顶、飞檐翘壁的大瓦房，不仅比两代“恩荣登仕郎、九品入衙”的堂伯家的房子更大，而且雕梁画栋、门窗鎏金！
祖母家从大清雍正年间开始，就在县城开铺经商。我在县志上看到过，乾隆末期有“黎半城”的记载，估计即使说的不是祖母家，至少她家应该有一份。按理说，这等富裕家庭的女孩不应该去别人家做童养媳的，但我的祖母确确实实是童养媳出身。她的那个姓张的婆家是本县著名的名门望族，祖上做过两广总督和兵部尚书，村口那座高大的红岩石功名牌坊至今犹在。在民国十六年那场暴风骤雨的大暴动中，张家家破人亡、家道败落。
祖父席珍结婚前并不认识祖母，但和她的哥哥却很熟悉。
祖母的哥哥、我的老舅参加革命很早，民国十四年在南昌就入了党，是江西最早的那拨党员之一。大革命时期受长江局委派到泰和开展农运活动。民国十八年组建泰和红军独立团时，老舅是独立团的领导人之一。民国二十年六月中旬，万安、泰和、遂川三县的红军独立团在泰和沙村整编成江西军区独立第五师，有2000余人枪，首任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第一上将肖克，独立第五师当时是江西军区的绝对主力，成立两个月后就配合黄公略指挥的红三军（也就是民国十九年一月在万安成立的红六军），在老营盘截击“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第九师，歼敌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第九师残部在蒋鼎文的率领下仓惶奔逃吉安城。老营盘战斗为彻底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开创中央苏区全盛时期立下了汗马功劳。
老舅就是在这次整编时离开了主力部队，回到万泰县茅坪苏区担任区委副书记，但是他和主力部队的关系却没有割断。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初，国军28师公秉潘残部一个营进驻红、白区交界部的黎家村。由于该师一年前在东固被我军全歼，系残部重建，所以不仅战力低下，而且军纪败坏，常在黎家村一带乡村劫掠。老舅亲自跑到独立第五师的驻地兰田村向肖克师长求援，独立第五师在良生伯率领的独立团配合下，当日下午将敌人合围，战斗在午夜结束，全歼守敌一个营，缴枪230余枝，国军自此龟缩在县城，一年多不敢出城。
独立第八团作为万泰苏区的地方红军部队，和茅坪区委来往密切，祖父席珍和区委书记肖玉龙、副书记老舅自然熟悉。只是他们谁也没想到，数年之后，祖父会成为老舅的妹夫；而肖玉龙，除了要跟随妻子叫祖父一声“细叔”之外，四十年后，他的养女，嫁给了祖父的小儿子，成了我的婶婶。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赣西南苏区沦陷时，祖父席珍养伤的红军后方医院被陈济棠部一个旅合围，熟知地形的祖父连滚带爬地窜入芦源河，躲在河中漂浮的尸体下面，顺流而漂，侥幸逃回了家。
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他一直躺在良生伯家中专门用来堆放柴草的柴茅房的稻草堆里，躲过了国民党军的数次搜查。当然，家族的强大和团结，也是庇护他们免陷敌手的重要原因。当时逃回村的散落红军战士，还有两位我的爷爷辈，他们都安然无恙地活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改革开放后，三个穿过血雨腥风的老人，常常在逢墟赶集之日，结伴去乡政府领取每月11块钱的“老苏干补助”，再到墟镇上吃一碗清汤两根油条，或就着两个豆饼慢慢喝一碗冬酒，在喧闹的人群中静静地享受他们为之流血奋斗的太平日子！
而老舅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在苏区沦陷时落入陈济棠部队的手中，英勇不屈，最终牺牲。
在烈士陵园，老舅、良生伯和堂姑父肖玉龙的墓碑紧挨着，安放在纪念碑下第一排的中间。
谨以此文致敬为共和国的建立而牺牲的先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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