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因文人的聚集、记载而让其余文人纷至沓来。
据史记载，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后记于《史记》中，之后这座山便开启了它的文化旅程。
时光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鸡群于全国名山之中。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教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俩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
当然，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和庐山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个重要原因，差不多的时候拥有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是我们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的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氛围，设想他们几个在一起的各种场景。
流传特别广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交往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专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老虎看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
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
到底是李白、苏轼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的为这个传说增添色彩，而且自己也影影绰绰的跻身在里边。
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更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的陶渊明，中国文人也希望他能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在交往。
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至沓来。
——以上摘自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庐山》
不管是苏轼的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是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庐山的魅力已经从古渗透到今。去庐山旅游也许是在登庐山的路途中思考“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人生道理，或者是站在三叠泉旁边，任由轰隆的瀑布声响撕扯松弛的神经，放空自己，想象彼时的李白看到此时此景的一番心境。
庐山，今天你路过了谁，谁又路过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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