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卷十二·三五】
裘文达公曰修，与余同出蒋文恪公门下。己未入都，过阜城，悦女校书采玉，意殊拳拳。后乞假归觐，余《送行》诗戏云：“阜阳女儿名采玉，当筵一曲歌《杨柳》。今日临邛负弩迎，可还杜牧寻春否？”又十年，余入都补官，裘典试江南，相逢茌平道上。见赠云：“车中遥指影翩翩，忽讶相逢古道边。粗问行藏知大概，谛观颜色胜从前。南来我愧山涛鉴，北去君夸祖逖鞭。后会分明仍有约，归程期在暮春天。”是夜宿旅店，见余壁上有诗，和其后云：“漫空飞絮揽春情，十日都无一日晴。水断虹桥迷古渡，云埋雉堞隐孤城。故人已别心犹惜，旧壁来看眼忽明。我正耸肩闲觅句，不劳津吏远相迎。”己卯秋，裘又典试江南，到山中为余诵之。
公出使伊犁，襄赞军事；《在黄制府行台即席有作》云：“使相钧衡大将旗，西来宾阁喜追随。谈深席上杯行数，坐久窗间日过迟。任事肩无旁卸处，安边功是已成时。天兵讨叛非勤远，此意须教万姓知。”又《元旦试笔》云：“年年染翰挥毫手，乍喜金鞭控铁骢。”呜呼!以一书生，而能走万里，赞军机，与沈文悫公以诗人而受帝宠者，皆近今所未有。可称吾榜中得人最多，张乖厓不得擅美于前。
裘文达，即裘曰修（1712—1773），字叔度，一字漫士，江西南昌新建人。清代名臣、文学家、水利专家。乾隆四年（1739）进士。后从编修起，经五次升迁至侍郎，历任兵部、吏部、户部。二十一年（1756），入值军机处。不久奉命平定准格尔叛乱。二十二年（1757），建议疏浚丰乐河、贾鲁河、惠济河、涡河从而使洪水分流减少水患。二十八年（1763），采取降低河床的方法来治理睢河，平息了水患。三十一年（1766），任礼部尚书，三十三年（1688），生母去世，丁忧。三十四年（1689），丁忧未满，召回任刑部尚书。命治理京师附近蝗灾，因未到现场，被降职为顺天府府尹。不久后升任工部侍郎。三十六年（1771），任工部尚书。入值南书房。三十八年（1773）三月，任《四库全书》馆总裁。同年四月，病重请求回乡，乾隆皇帝不许，并加以挽留。授太子少傅。不久病逝，享年六十一岁，谥“文达”。所著《治河论》上中下三篇，是我国治水理论中的宝贵财富。
蒋文恪，即蒋溥（1708—1761），字质甫，号恒轩，江苏常熟人。雍正八年（1730）二甲第一名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大学士蒋廷锡长子。性情宽厚而警敏，善画花卉，深得家传。任职后，精心奉职，勤于政事，是乾隆时期的重臣，亦是蒋派花鸟画艺术的重要代表。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月，病逝于任上。乾隆皇帝亲临祭奠，加赠太子太保，谥曰文恪，入祀贤良祠。
己未，指乾隆四年，1739年。是年，裘曰修与袁枚一同参加会试、廷试，考中进士。
阜城，今河北省衡水市下辖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衡水市东北部。春秋属晋，战国为燕、赵、齐国之地，秦属钜鹿郡。西汉始置阜城县。因境内地势高，多土岗、沙丘，为求物阜民丰而得名，又取《尚书》“阜成于民”之义。治今古城，时弓高县、候井县、蒲领县亦在今境，属幽州勃海郡。汉景帝改名昌城，属冀州信都国。东汉时复为阜城县，属冀州安平国。三国时属魏，隶勃海郡。南北朝，初属北魏冀武邑郡，后隶长乐郡。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县治移于今阜城。隋初属长乐郡，后属河间府，又隶观州，再属冀州信都郡。唐初属观州，贞观十七年（643）属河北道冀州信都郡。天祐二年（905）更名汉阜，后复为阜城县。宋初属冀州，嘉祐八年（1063）省入东光，后复置，属河北东路永静军。靖康年间（1126—1127）伪齐帝刘豫改名为阜昌郡，为郡治。金代复为阜城县并改名景州。元代末、明、清，属河间府。民国二年（1913年），属渤海道。民国二十七年（1938），东光县西区与阜城县合置阜东县，治今景县孙镇。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迁入阜城境内。1949年，复名阜城县，隶衡水专区。1952年，改属沧县专区。1958年11月，并入交河县，隶沧县专区，后隶天津市南郊区。1961年5月，交河县分为东光、交河、南皮三县，原阜城砖门以东地区划当东光县，以西划归交河县。1962年5月，恢复阜城县建制，复归衡水专区。1970年，属衡水地区。1996年5月，撤销衡水地区，改设地级衡水市，阜城县属之。
女校书，指妓女。
采玉，与裘曰修相悦的青楼女子。其他无考。
阜阳，旧县名。清雍正十三年（1735），颍州为颍州府，增设附廓阜阳县，阜阳正式确定为县名。“阜阳”二字来自于东汉时期境内的阜阳侯国，已有1900多年历史。民国时，撤府留县。1948年8月1日，阜阳城解放，8月14日成立阜阳市民主政府；1949年3月，撤阜阳市；4月，设阜阳专员公署。1975年，成立阜阳市，隶属阜阳地区；1992年，撤销阜阳市、阜阳县，重新组建阜阳市（县级），以原阜阳市和阜阳县的行政区域为新的阜阳市的行政区域，其政府驻地不变。1996年1月，撤销阜阳地区和县级阜阳市，设立地级阜阳市。按：袁枚在本条诗话中用了两个地名：阜城、阜阳，这两个地名分属今河北、安徽两省，京杭大运河在阜城境内有六十多公里，而阜阳则是江西至北京的陆路交通线上。按照清代南方人入京多选择水路的习惯分析，裘曰修应该是在河北阜城与采玉相识的。但是袁枚未必不知阜城、阜阳为不同之地，一或是裘曰修是在阜阳认识了采玉，而袁枚将阜阳城（实际是安徽颍州府治所）简称为阜城。
临邛，今四川省邛崃市古称。秦置，治所在今四川邛崃。十六国成汉以后废。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复置，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省入邛州。以产盐、铁著名。秦蜀卓氏、程郑被迁至此，以铁冶致富。汉置盐、铁官。西魏、北周时为临邛郡治所，唐、宋时为邛州治所。卓氏的后人中有著名的卓文君，善鼓琴，通音律。司马相如饮于卓氏，时文君新寡，乃以琴心挑之。遂与相如私奔成都，又返临邛，当垆卖酒。王孙耻之，分与财物，遂成富人。
负弩，典故。《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是时邛、莋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上问相如，相如曰：‘邛、莋、冉、駹者近署，道易通，异时尝通为郡县矣，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县，愈于南夷。’上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案：霍去病出击匈奴,河东太守郊迎负弩。又魏公子救赵击秦,秦军解去,平原君负韊矢迎公子于界上。”“负弩”原指背弩为之警戒、先驱,后借以表示对使臣和宾客的尊敬。唐·张九龄《郡江南上别孙侍御》诗：“身负邦君弩,情纡御史骢。”这里指受到沿途官员的礼遇。唐·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是：“无能甘负弩,不慎在提衡。”这里以“负弩”喻指谦恭待人。唐·王初《送叶秀才》诗：“汉庭狗监深知己,有日前驱负弩归。”这里以司马相如比叶秀才,预期他会受到朝中知己的荐举,有朝一日,通显归来。
杜牧，唐代诗人。有著名诗篇《张好好诗（并序）》。张好号本为歌伎，与杜牧早年在江西幕府时相识。后来张好好得到沈传师的赏识，并随其来到宣城，与杜牧颇有往来。后来沈传师的弟弟纳张好好为妾，从此就与杜牧音信隔绝。大和（太和）七年（833），沈传师任吏部侍郎，宣城幕府中的僚属们也就各奔前程。直到五年后杜牧来到洛阳，才发现张好好早已被薄情的丈夫抛弃，在洛阳东城的一家酒店里卖酒。
今日临邛负弩迎，可还杜牧寻春否？这两句的诗，用了司马相如官拜中郎将而返回临邛（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恋并私奔地）时，受到县令一级官员负弩前驱（相当于今日之市长带警车为之开道）的礼遇的典故，以及杜牧与歌姬张好好两情相悦的故事，来戏谑裘曰修高中进士返回家乡，是不是会重演司马相如、杜牧的风流韵事呢？
典试，音diǎn shì。意思是主持考试之事。《明史·选举志二》：“天启二年壬戌会试，命大学士何宗彦、朱国祚为主考。故事，阁臣典试，翰、詹一人副之。”
茌平，今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位于山东省西部，聊城市东部。因区境在茌山之平陆，故名茌平。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势较平缓，地面倾斜方向基本随河流流向自西南向东北微倾。秦，置茌平县，属东郡。汉新始建国元年（9年），改茌平县为功崇县。建武元年（25年），复称茌平县，属兖州部济北国。北齐，并入聊城县。隋初，复置茌平县，属贝州清河郡。隋末，并入聊城县。唐武德四年（621），析聊城复置茌平县，属河北道博州。贞观元年（627），并入聊城县。金天会八年（1130年），复置茌平县，属山东西路博州。元，属东昌路。明、清，属东昌府。民国期间隶属多变。1949年，属平原省聊城专区。1952年，平原省撤销，属山东省聊城专区。1956年，茌平、博平县合并为茌平县，属聊城专区。2019年，撤销茌平县，设立聊城市茌平区。
行藏，音xíng cáng，释义：1、指出处或行止。《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晋·潘岳《西征赋》：“孔随时以行藏，蘧与国而舒卷。”唐·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诗：“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2、攻守；出没。宋·苏舜钦《又答范资政书》：“此大君子之行藏屈伸，非罪戾人之所可为也。”清·孔尚任《桃花扇·抚兵》：“这湖南、湖北，也还可战可守，且观成败，再定行藏。”3、行迹；底细；来历。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五：“那红娘对生一一话行藏。”《镜花缘》第五五回：“洛红蕖见老尼之话不伦不类，惟恐被人识破行藏。”
山涛鉴，典故。《晋书·山涛传》：山涛字巨源,曾任吏部尚书,“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后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曾任吏部尚书,善于甄拔人才,每有官缺,先亲自品题数人,写成启奏,以供选录,被山涛甄拔的人物大都有学有识。后遂用“山公启事、名贤启事、山公启、山涛启、山公鉴、山涛鉴、山公识”等称扬荐贤举能,知人明鉴。唐·张九龄《奉和吏部崔尚书雨后大明朝堂望南山》：“山公启事罢,吉甫颂声传。”唐·李商隐《赠宇文中丞》诗：“人间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启事来。”清·吴伟业《鸳湖曲》诗:“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唐·杜甫《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岭南掌选》诗:“明白山涛鉴,嫌疑陆贾装。”
祖逖鞭，典故，亦作“祖鞭先著”。《晋书·刘琨传》：“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我著鞭。’其意气相期如此。”后以“祖鞭先著”为争先立功报国的典故。多含勉励人奋力进取之意。宋·赵善括《水调歌头·渡江》：“休学楚囚垂泪，须把祖鞭先著，一鼓版图收。”
南来我愧山涛鉴，北去君夸祖逖鞭。裘曰修这两句诗借用了“山涛鉴”来谦逊地表达了自己去江南典试的事情，而用“祖逖鞭”来表达了对袁枚进京补官能够一马当先、马到成功的祝愿。
雉堞，音zhì dié，又称齿墙、垛墙、战墙，是有锯齿状垛墙的城墙。可用来作为守御城墙者在反击攻城者时的掩蔽之用。垛口长度约几十厘米到两米。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是“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堞则是城墙上如齿状的薄型矮墙。
津吏，音jīn lì，意思是古代管理渡口、桥梁的官吏。《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椒丘沂)过淮津，欲饮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后见于唐代。《新唐书·百官四下》末尾小字注：“永徽中，废津尉，上关置津吏八人。永泰元年(765)，中关置津吏六人，下关四人，无津者不置。”
己卯，指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山中，指圣贤隐居之地。此处指随园。南朝梁时陶弘景，隐居茅山，屡聘不出，梁武帝常向他请教国家大事，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唐·李延寿《南史·陶弘景传》：“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后亦“山中宰相”比喻隐居的高贤。而“山中”则称为隐居之地的代称。
黄制府，应是当时在伊犁主管军务的黄姓大吏，暂未能考。
制府，音zhì fǔ，意思是指制置司衙门，掌军务。宋·文天祥《<指南录>后序》：“制府檄下。”
行台，音xíng tái，释义：1、台省在外者称行台。魏晋始有之，为出征时随其所驻之地设立的代表中央的政务机构，北朝后期，称尚书大行台，设置官属无异于中央，自成行政系统。唐贞观以后渐废。金、元时，因辖境辽阔，又按中央制度分设于各地区，有行中书省(行省)，行枢密院(行院)，行御史台(行台)，分别执掌行政，军事及监察权。行省实即继承前代的行台制度。2、旧时地方大吏的官署与居住之所。宋·黄庭坚《送顾子敦赴河东》诗之三：“揽轡都城风露秋，行台无妾护衣篝。”《官场现形记》第十八回：“其时城内早经预备，把个总督行台，做了钦差行辕。”3、客寓，旅馆。苏曼殊《答柳亚子书》：“桐兄前日抵申，同寓行台，今拟明日同作苏台（即姑苏台，又名胥台，在苏州西南姑苏山上，相传为春秋时吴王阖庐所筑；亦用以借指苏州）之游。”4、临时设立的戏台。《红楼梦》第八五回：“这日一早，王子胜和亲戚家已送过一班戏来，就在贾母正厅前，搭起行台。”
沈文悫，即沈德潜（1673—1769），字碻（què）士，号归愚，江苏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大臣、诗人、学者。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帝喜其诗才，称其“江南老名士”。历任侍读、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乾隆十四年（1749）升礼部侍郎，乾隆二十二年（1757）加礼部尚书衔，乾隆三十年（1765），封光禄大夫、太子太傅。乾隆三十四年（1769）病逝，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què）。乾隆四十三年（1778），因卷入徐述夔案，遭罢祠夺官。
张乖厓，即张咏（946—1015），字复之，号乖厓，谥号忠定，濮州鄄城（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人。太平兴国年间进士。累擢枢密直学士，真宗时官至礼部尚书，诗文俱佳，是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尤以治蜀著称。他的文集被命名为《张乖厓集》。按：现在的书籍文献都把张咏写成“张乖崖”，此是因为厓在字典中解释为“古通崖”，便自以为是的改成了张乖崖。乖厓二字何解？《宋史·卷二百九十三·列传第五十二》：“自号乖厓，以为‘乖’则违众，‘厓’不利物。”金庸：张咏性子很古怪，所以自号“乖崖”，乖是乖张怪僻，崖是崖岸自高。但以笔者之见，《康熙字典》：厓，古亦通睚。若按此“同睚，目际也。一曰怒视。”以“睚眦必报”来解释“乖厓”，似乎更通顺一点。
“张乖厓不得擅美于前”。袁枚如此之说，咋读令人诧异。世人知道张咏之事多知道其治蜀之事，以及其属下一吏盗库钱一文而诛杀之事。袁枚怎么将一个粗人与裘曰修这样的文武全才相比呢？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张乖厓也是文坛牛人。进士出身的张咏，其诗文与其治世风格的雷厉风行迥异，于清刚之气中掺杂秀媚。张在《许昌诗集序》中，曾对自己的艺术追求作出这样的表述：“直而婉，微而显”，提倡“一联一句，感悟人心，使仁者劝而不仁者惧”。总体来说，如赵齐平先生所评：“以情致胜，风格平夷妥帖，语言谐婉自然”，既无晚唐的萎靡，又无后来宋诗的峭深。由此再读袁枚之说，则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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