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这又是一段难忘的人生体验，也是一个语言障碍下惹出来的另一段令人脸红的笑话：
那是当我们从英国的普次茅斯军港，搭乘火车抵达伦敦，大家忙着收拾行囊准备下车时，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经验告诉我，久违多年的疟疾又缠上我了！它来得突然，也非常迅速。及至我们在月台上列队，迈向海特公园的途中，我开始感受到四肢不听使唤的压力，紧接着浑身发冷，牙齿打战，抖个不停。一种濒临崩溃的挣扎，恨不得一头栽倒在地，寻求片刻的解脱。
「绝不能倒下」。我不停的警告自己。「只要一口气在，必须支撑到底。」
尽管浑身的骨头都快抖散了，可是我心里非常明白，倒下去的后果的严重性。自己丢人现眼事小，累及国家荣誉事大。短短数公里的路程，几乎走掉了自己半条命。
一阵子发冷过后，紧接着就是发烧。抵达海特公园时，我正进入高烧阶段。烧得昏昏沉沉，眼冒金星。我再也无法支撑，趁着大家动手扎营的忙乱中，我正打算找个隐蔽的地方，躺下来稍作喘息时，一眼就望见不远处一座悬挂着红十字标志的帐篷。我直觉的挣扎着过去。一位军医模样的英国人迎出来把我扶住：
「你怎么了」？
「我病了」。我努力的搜索着脑子里所有的英文生字，就是找不出疟疾两个字。我只好加重语气：「我很痛苦」。
一量体温，他立刻惊叫：
「四十一度」！他连忙交代助手：「快，叫救护车」。
不由分说，我被连人带枪的抬上救护车。一路上风驰电掣，一阵折腾。直到抵达郊区的海军医院时，我已经高烧尽退，逐渐恢复正常。这时候，我才猛然意识到，擅自携械离队行动的莽撞，接着，整个部队忙着找人，而乱作一团的景象浮现眼前：
「不行」。想到这儿，我顿觉不安，翻身从担架上跳下来：「我必须立刻回去」。
「你放心」。医生安慰我：「我们会通知你的部队」。他扭头交待护理人员：
「先把他扶上担架，抬进病房。」
「不」。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让洋鬼子知道，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因此，我坚拒了他们的扶持之后，努力振作，背着长枪跟着他们走进病房。
住院的前三天，既未发冷，也没发烧，似已不药而愈。正打算办理出院，万万没想到，第四天一大早，护士突然送来一个饷包，让我签收。一问之下，才知道英国海军原来对病患官兵订有特别优遇制度：住院期间一律加发双饷。这个意外的发现，不禁使我怦然心动。心想：距离正式游行为期尚早，与其窝在帐篷里受罪，不如赖在医院里坐领双饷。
主意打定，我随即哼哼哀哀地故意装病。一会儿说头昏，一会儿喊胃痛。直到游行前夕，才籍口必须送回随身装备为由，获得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八小时的外出假。赶在游行当天一大早返回部队，投入游行行列。游行结束，连忙又赶回医院继续装病领双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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