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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非议:殷纣王

千古非议:殷纣王

作者: 浩宇史馆 | 来源:发表于2019-02-17 23:02 被阅读9次

                                      千古非议:殷纣王

    编者按:自周朝以来,说起历代暴君,往往少不了几个名字:夏桀,商纣(帝辛),周幽王,秦始皇,隋炀帝。而其中又以纣王为甚。纣王,商朝最后一任君主,大多人的印象,可能来自于《封神演义》,里面的纣王荒淫无道,酒池肉林,炮烙虿盆,残暴不仁,姜子牙替天行道,带领众神,辅佐正义的周武王把他消灭了。演义上如此,就连正史《史记·殷本纪》上的记载和点评也不好看,后世更是添油加醋,恶评如潮,但是站在大的历史观下,循着历史的蛛丝马迹,还是能够发现帝辛作为一代君王的丰功伟绩的,功是功,过是过,给予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揭开扣了3000年的黑帽子。

    一、即位为君

    帝辛(约公元前1105年―公元前1046年),子姓,名受,沬邑(今河南淇县)人,商朝末代君主,殷商王朝第三十一代天子,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帝辛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75年~公元前1046年,即约30岁即位,在位30年,60岁殉国。

    帝辛为殷商第三十代天子帝乙之幼子,有两个同母的哥哥,长兄叫微子启。帝辛的父母都想让微子启为太子,但有大臣据法力争,说:生微子启商纣王的母亲为妾,生帝辛时其母为妻,有妻的儿子在,就不能立妾的儿子为太子,虽然是同一位母亲,因此帝辛越过兄微子启成为嗣君。

    (作者注: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嫡长子继承制是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下实行的一种继承原则(制度),是维系宗法制的核心制度之一。嫡即正妻、原配,正妻所生之长子为嫡长子。法律规定嫡长子享有继承优先权。该制度起于商末,定于周初。具体规定为“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在奴隶制(礼制)时代,主要适用于宗祧继承中--此时家国一体,宗祧继承可涵盖王位继承、爵位继承、官位继承。进入封建时代,法律严格区别嫡庶,在王位继承、爵位继承、官位继承和宗祧继承中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在财产继承中诸子均有继承权,嫡长子仍处于优势地位--王位、爵位、官位、宗祧不可分割,财产可以分割是原因之一。这种制度体现了等级观念,与宗法制度、妻妾制度相表里;但在当时多妻(妾)制条件下,一定程度避免了继承中的矛盾冲突。)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长巨姣美,筋力超劲,手格猛兽”,皇甫谧《帝王世纪》称帝辛“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是个筋骨强劲、力大无穷,能当百人之敌的无敌勇士,此外他还“资辨捷疾,闻见甚敏”,也就是智商极高,反应极快,能言善辩,绝非一勇之夫。

    二、文治武功

        帝辛在位期间,其为政举措可考的包括征伐东夷、营建朝歌、重视农业、打破世袭制、提拔中下层等。但周武王姬发在《尚书·牧誓》中曰:①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②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周武王只列举了帝辛的四条罪状,分别是听妇人言、不认真祭祀、不重用亲戚、任用逃犯做官。死后,其子武庚给他的谥号为帝辛,周武王在其生前也称呼他为“商王受”。帝辛死后,周武王便给他一个恶谥之名为纣,因此帝辛以纣王一名为后世人所熟知。也有学者对于传世文献所记载的恶政作了新的解读,认为是政治变革之举。例如,将“不敬神”解读为他“反对神权”、“改革旧俗”,将其“任用罪人”、不重用贵族,理解为“打破奴隶主贵族世袭制”、“从中下层提拔了一批新人”以“为其革新路线服务”。但其后期横征暴敛,挥霍无度,离心离德,也好像并不全是恶意中伤。(作者注:历史的书写向来是成王败寇,前朝不恶贯满盈,后来者何来正义与正统。帝辛被冠以纣的谥号,如同杨广被冠以炀的谥号,无处说理,只能留得后世来评价。)

    1、营建朝歌

    传世的《古本竹书纪年》有盘庚迁殷后商王朝“更不徙都”的记载。(作者注:盘庚迁殷,更不徙都.这是个典故,要去读一下殷本纪。自始祖契至成汤建国,商朝有八次迁徙;而自成汤到盘庚迁殷,商又迁都五次,即所谓“前八后五,不常厥土。”成汤建国后迁徙情况是:汤居亳,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耿,南庚迁奄,盘庚迁殷。 盘庚迁殷 殷即今河南安阳殷墟。此外,更好像不是变更的意思,而是变得的意思。因为他的优越治理,所以改变了既往频繁迁都的现象。)后世有学者怀疑相关文字是“以张守节释《史记》语为《纪年》本文”。 多种传世文献反映出,帝辛在朝歌(今河南淇县)拥有琼室鹿台玉门、酒池肉林等活动场所,其中有的是帝辛所营建或扩建的。并且,帝辛可能迁都于朝歌,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也支持这种说法,不过也有殷商不徙都以及殷商于帝乙时徙都沫邑(即朝歌)等不同说法。

    有支持帝辛徙都说的学者推测,帝辛迁都应是在其在位晚期,其目的可能是为了规避西周征伐黎国(今长治附近)、征伐邘国(今沁阳)后对位于今安阳的殷都所形成的两面夹击的形势,并借此喘息之机再次对东夷用兵,但由于西周消灭崇侯虎、攻占崇国(约在今西安沣水西)后,打开了沿渭水东进灭商的道路,使帝辛的计划落空。

    2、政治变革

    《商代史》亦认为帝辛进行了完善制度的尝试,包括:变更用人制度,殷墟甲骨文中有许多“小臣x”之类的人名,大多是出身卑微之人,其他国家的奴隶、农奴逃往商国,就获得自由,一部分贤能之人甚至被任用为官员,见于史籍的有飞廉恶来、费仲、左疆等。

    提高女性地位,女性可以拥有封地,还可以担任辅政大臣或将军;到了西周时,女性地位就大大下降了,不仅不能拥有封地,也不能参与国事,商朝还有某代商王王后妇好带兵讨伐鬼方的记录。

    帝辛加强对外的控制,具体有将西伯昌九侯鄂侯等三人任命为三公、羁押于朝廷作为人质,以及举行军事演习等举措。

    推行法律改革,通过法律惩罚的方式使内、外各族人口脱离族组织而纳入自己的直接掌控之中,从而扩大自己直接控制的人口数量、削弱贵族势力,同时以严刑峻法镇压贵族反抗。

    严格推行周祭制度,固定和缩小致祭神灵的范围,以此疏远旧贵族,从殷墟考古来看,商朝末期的人祭和人殉都很少,甚至没有西周中早期严重,正是因为纣王减少了用人祭祀的数量,周人才说他不认真祭祀。

    但在学术下移尚未发生的时代,帝辛提拔的人员对商王朝典章不熟,加之出身较低,缺乏政治经验,唯帝辛马首是瞻,破坏了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例如纣任用费仲管理国家政事,费仲虽然有能力,但是善于阿谀,贪图财利,殷商国人因此不来亲近了。纣任用的恶来善于毁谤,喜进谗言,诸侯因此越发疏远了。而排挤世官大族的做法也导致商王朝内部离心离德。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对于商王朝的灭亡起了加速作用。

    3、西讨东征

    据考,帝辛先祖武丁之后历任商朝天子的武功,主要在对西戎用兵,祖甲、廪辛征伐蚕丛氏部,庚丁征伐羌方,武乙征伐旨方,文丁囚禁逼死周侯季历(姬昌之父)。而到了帝辛的父亲帝乙即位后,面对东夷部族崛起,东西两面作战的困境,就被迫对日益强大的周人怀柔,将商朝王女嫁给姬昌,同时全力攻打东夷,打败了盂方、夷方、人方等东夷部族。

    (作者注:所谓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这些都泛指除华夏族以外的民族。)

    传世文献中有关于帝辛在黎地和渭水一带举行军事演习、讨伐有苏氏、征讨东夷等军事行动的记载。甲骨文所反映的,则有帝辛东征“夷方”的史实。尤其是所谓“帝辛十祀征夷方”。

    学者李学勤判断,帝辛“九祀二月”时已有夷方出兵侵犯的迹象,商王朝开始准备,十祀九月正式出征,该祀十二月为战事第一阶段,而十一祀正月为第二阶段; 另结合青铜器铭文,考证其路线为兖州—新泰—青州—潍坊。学界也有观点认为,本次征讨的夷方应在淮水流域(今安徽一带)而非山东。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战事只是一部分,此外也包括相当多的巡狩活动。

    除此之外,帝辛在位期间的军事活动还包括“十五祀王来征夷方”、“伐夷方无敄”(一说即属于十祀征夷方)等。对于帝辛征夷方的军事活动的目的,有学者结合鲁北出土的盔形器等考古资料,提出是控制该地包括海盐在内的丰富资源。也有学者指出,此类军事活动与将东夷纳入商王朝文化圈、满足帝辛的征服欲有关。这些征讨活动透支了殷商的国力,也造成国内空虚,给武王征商留下可乘之隙。

    (作者注:从这个意义上,今天的天津、连云港等沿海城市所在地域,包括江苏、安徽两省在长江以北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同时让相对先进的中原文化传播到淮河流域,促进加入这一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确是帝辛的重大功劳,连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时也指出: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郭沫若也说:①我来洹水忆殷辛,中州统一赖此人。  ②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才,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非常之大。中华民族之能向南发展,是纣王的功劳。)

    三、危机浮现

    1、横征暴敛

    传世文献反映出,帝辛在位期间,加强了聚敛、搜刮的力度。其臣子中费仲能够敛财,而胶鬲亦被认为与鱼盐交易有关。他加重赋税,把鹿台钱库的钱堆得满满的,把钜桥粮仓的粮食装得满满的。他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了宫室。帝辛大兴土木,挥霍无度,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面。此外,他还失民于时,长年劳师远征,影响农业生产;而以他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大量酗酒,他招来大批戏乐,聚集在沙丘,用酒当做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做树林,让男女赤身裸体,在其间追逐戏闹,饮酒寻欢,通宵达旦。帝辛的搜刮与骄奢,激化了社会矛盾,阶级斗争日益尖锐。

    2、囚禁西伯

    《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任用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献给了纣,但她不喜欢淫荡,帝辛大怒,杀了她,同时把九侯也施以醢刑,剁成肉酱(编者注:《封神演义》中借用了此情节,冀州侯苏护之女苏妲己奉旨进宫,路上被女娲派出的妖狐害死,妖狐化作苏妲己入宫,后又陷害姬昌长子伯邑考,伯邑考被纣王剁成肉酱做成肉馅送给姬昌吃,姬昌怕被纣王识破,忍痛假装不知而吃了肉馅,后吐出的小白兔又被嫦娥带回月宫。)。鄂侯极力强谏,争辩激烈,结果鄂侯也遭到脯刑,被制成肉干。西伯昌闻见此事,暗暗叹息。崇侯虎得知,向帝辛去告发,帝辛就把西伯囚禁在羑(you)里。(作者注:崇侯虎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告密者”。)西伯的僚臣闳夭等人,找来了美女奇物和好马献给帝辛,帝辛才释放了西伯。西伯从狱里出来之后,向帝辛献出洛水以西的一片土地,请求废除炮烙的酷刑。帝辛答允了他,并赐给他弓箭大斧,使他能够征伐其他诸侯,这样他就成了西部地区的诸侯之长,就是西伯。

    西伯回国,暗地里修养德行,推行善政,诸侯很多背叛了帝辛而来归服西伯。西伯的势力逐渐强大,帝辛因此渐渐丧失了权势。王子比干劝说帝辛,帝辛不听。商容是一个有才德的人,百姓们敬爱他,帝辛却黜免了他。

    3、西伯戡黎

    等到西伯攻打黎国(《史记》作“饥国”,此据《尚书》)并把它灭掉了,帝辛的大臣祖伊听说后既怨恨周国,又非常害怕,于是跑到帝辛那里去报告说:“上天已经断绝了我们殷国的寿运了。不管是能知天吉凶的人预测,还是用大龟占卜,都没有一点好征兆。我想并非是先王不帮助我们后人,而是大王您荒淫暴虐,以致自绝于天,所以上天才抛弃我们,使我们不得安食,而您既不揣度了解天意,又不遵循常法。如今我国的民众没有不希望殷国早早灭亡的,他们说:‘上天为什么还不显示你的威灵?灭殷国的命令为什么还不到来?’大王您如今想怎么办呢?”帝辛说:“我生下来做国君,不就是奉受天命吗?”(也有观点认为,应理解作:“我命不在天,何必担心!” )祖伊反驳说:“唉!您的过失很多,又懒惰懈怠,高高在上,难道还能向上天祈求福命吗?殷商行将灭亡,要指示您的政事,不可不为您的国家努力啊!”祖伊回去后说:“大王已经无法规劝了!”

    4、离心离德

    西伯昌死后,周武王率军东征,到达盟津时,诸侯背叛殷国前来与武王会师的有八百国。诸侯们都说:“是讨伐殷商的时候了!”周武王说:“你们不了解天命。”于是又班师回国了。

    帝辛更加淫乱,毫无止息。微子曾多次劝谏,帝辛都不听,微子就和太师、少师商量,然后逃离了殷国。比干却说:“给人家做臣子,不能不拚死争谏。”就极力劝谏。帝辛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于是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心来观看。箕子见此情形很害怕,就假装疯癫去给人家当了奴隶。帝辛知道后又把箕子囚禁起来。殷国的太师、少师拿着祭器、乐器,急急逃到周国。周武王得知帝辛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王族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而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见时机已到,即率诸侯联军伐商。

    (作者注:以上章节全部出自《史记·殷本纪》记载,由于没有更早更权威的记载,这些权且当真实的史料。)

    [if !supportLists]四、[endif]牧野之战

    武王伐商的战略计划是:趁商朝主力军滞留东南之际,精锐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王畿,击溃朝歌守军,一举攻陷商都,占领商朝的政治中心,瓦解商政权,让残余的商人及其附属方国的势力群龙无首,然后各个击破。 《诗经·大明》 中记述此事,称之为“燮伐(偷袭进攻)大商”,或“肆伐(快速进攻)大商”,和二战的德国“闪电战”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周武王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出兵东征。同年2月21日,周军抵达孟津,与庸、卢、彭、濮、蜀、羌、微、髳等部族会合,联军总数达4.5万人,不少方国的国君亲自赶来。联军于2月26日布阵未完就下了雨,史称联军共有“六师”。军事史家推测,大概是三百乘战车,三千名虎贲为一个“装甲师”,为第一梯队。其余四万多人分为五个“师”,在后面组成方阵,为第二梯队。后来联军冒雨继续东进从汜地(今荥阳市汜水镇)渡河水(黄河,一说由孟津渡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辉县西北)折而东行。

    27日清晨,在牧地,周武王庄严誓师说:“俗话说,母鸡司晨,是家中的不幸。现在纣王只听信妇人之言,连祖宗的祭祀也废弃了。他不任用自己的王族兄弟,却让逃亡的奴隶担任要职,让他们去危害贵族,扰乱商国。今天,我姬发是执行上天的惩罚!……战士们,努力呀!” 周军将士们士气大振,即为《尚书》所记载之“牧誓”。

    28日拂晓,联军进至牧野。《诗经》记载:“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会朝清明。” 。

    朝歌方面,第一批紧急军情前脚刚传到,联军自己后脚就跟着来了,着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朝歌城内没有足够的精兵可以破敌,而且也没有可用的战车,单靠步兵,很难和冲击力强大的战车阵相抗衡,更何况周军士气正锐。帝辛惊闻周军来袭,只好仓促武装大批奴隶、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开赴牧野迎战。根《史记》记载,帝辛出动的总兵力有七十万人,另一些文献记载是十七万。《诗经·大明》 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

    逸周书·克殷》记载 :周军先由吕尚(即姜子牙)率数百名精兵上前挑战,震慑商军并冲乱其阵脚,然后周武王亲率主力跟进冲杀,将对方的阵形彻底打乱。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全无斗志,纷纷倒戈,帝辛既然强迫这些奴隶和战俘上战场,自然会在后方以亲信部队押送,防范他们反叛或逃跑。这些少量忠心的禁卫军,也是帝辛手中最后的底牌。然而前方的徒众在周军的强大冲击下慌不择路地往回跑,遭到了后方精兵的阻拦。好汉不敌人多,在人潮的冲击下,这些武士也阵脚不稳。奴隶们为了逃命,加上被后面人潮推动,于是倒戈相向,乱打一气。再加上身后联军的战车、甲士、步兵一层层的进攻,帝辛的最后一道阵线也守不住了,不得不快马加鞭,逃离战场。商军残余的抵抗仍然持续了一天,但已无力挽回局面。

    五、身死国灭

    帝辛仓皇逃进内城,登上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跳到火里自焚而死。周武王赶到,砍下他的头,挂在白旗竿上示众。也有学者认为,自焚与斩首存在矛盾,纣王应是被斩首而死。另有一百多个商朝的大臣贵族被俘。他们将被带回周京,作为武王祭祖的人牲被杀死。

    帝辛墓在今淇县城东8公里西岗乡河口村的淇河。帝辛及其王后和妃子的三座坟墓呈南北排列。墓碑上书“纣王之墓”,由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于1987年题写。另有观点认为,殷墟遗址HPKM1567(未葬假大墓)可能是帝辛的陵墓。

    戏剧性的是,帝辛信任的两位大将飞廉、恶来也不负君王,恶来战死于牧野后,飞廉逃奔商盖氏,矢志抗周不屈而死。八百年后,飞廉、恶来直系后裔建立的嬴氏秦国,攻取洛邑,灭亡周朝,也算是替祖先报却百世之仇。

    周武王又处死了妲己,释放了箕子,修缮了比干的坟墓,表彰了商容的里巷。封帝辛的儿子武庚禄父,让他承续殷的祭祀,并责令他施行盘庚的德政,殷的民众非常高兴。于是,周武王做了天子。因为后世人贬低帝这个称号,所以称为王。封殷的后代为诸侯,隶属于周。周武王逝世后,武庚管叔蔡叔联合叛乱,周成王命周公旦诛杀他们,而把微子封在宋国,来延续殷的后代。

    (作者注:也有史料说,殷商的灭亡,微子起到了内奸的作用,因为微子一直对弟弟帝辛即位耿耿于怀,并且帝辛压制贵族的措施也使微子郁郁不得志,于是里通外国,请兵入室。)

    六、千古非议

    帝辛有诸多异称:辛,帝辛,受,帝辛受,受德,受德辛,殷辛,后辛,纣,殷纣,商纣,帝纣。帝辛和商纣王,都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的称号。一说,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说是商国的人称呼自己的国君的叫法。其中的帝字,与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夋(一说即帝喾)有关。后代会像尊敬具备天帝身份的祖先一样,将逝去的先王亦称为帝。辛字的含义则存在多种假说,并无定论。

    商纣王,或纣王,一说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例如裴骃《史记集解》在注解“天下谓之纣”时,就引用《谥法》的内容,应该是将“纣”当做了帝辛的谥号。但也有观点认为,帝辛名受,而“纣”与“受”古音相同,可能彼此相通。

    《尚书·牧誓》记载了周武王对帝辛的指控,包括听信妇人的话而对祖宗的祭祀不问、轻视并遗弃同祖的兄弟不用而只重用四方重罪逃亡的人、对百姓暴虐无道等。而随着时间推移,文献中记载的纣王的罪行越来越丰富、具体。这些罪行,引起后世部分学者的置疑与反驳。

    有观点认为,帝辛的罪行中有很多想象、附会的因素,并且是逐渐累积而成的。孔子的弟子子贡指出: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帝辛的罪恶,应该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过分,是人们把所有的曾经见过的或是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作为失败者的帝辛的头上,所以说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帝辛的罪,桀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帝辛都有,而桀没有的,帝辛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借此证明帝辛亡国是其罪有应得。至于比干之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深入研究发现与史记上纪载有出入的证据逐渐增多,现存比干墓寺庙中碑文有显示其比纣王还晚死十多年,不可能是纣王所杀,此一证据不能说是铁证,但已经构成怀疑探讨点,而所谓比干谏言而死是到春秋时期才有纪载,已相隔甚远。

    近代史学家、古史辨派创始人顾颉刚撰有《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文中列举纣的罪行,其中出于《尚书》六项,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流传下来的纣恶事实上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不过,也有学者主张传统史学叙事的基本面并没有错。例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分析《诗经·大雅》中的《荡》这首诗时评论道:“这种出于敌国诗人之口的诗歌,虽然不免有其夸大夫真之处,但结合商来历史来看,似非全系诽谤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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