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五五：谁有病，谁的病

《传习录》二五五：谁有病，谁的病

问：“叔孙武叔毁仲尼，大圣人如何犹不免于毁谤？”

先生曰：“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何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着；却若浮云掩日，如何损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个象恭色庄、不坚不介的，纵然没一个人说他，他的恶慝终须一日发露。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

《论语·子张》中，两次写到叔孙武叔。一次写他在朝堂上同人到处讲“子贡贤于仲尼”，同朝为臣的子服景伯将这一情况转告给子贡，子贡因此发表了一段感慨——墙头低的人家，站在墙外可以一览无余其家室只好；至于墙头数仞高的人家，站在墙外是什么也看不到的，只有依门径而入，才能见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走进这种人家的高墙之内的。还有一次，子贡直接对“叔孙武叔毁仲尼”的行为予以评价——孔子就像日月一般，无法为人所逾越和取代，也无法被诋毁和损害。试图这样做的人反倒是在自绝门径、自取其辱。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是孔门弟子编纂而成的。之所以要收录叔孙武叔的这些行径，根本上还是为了彰显圣人品性，为了对后世之人形成积极的教化。

黄勉之问：“《论语》记载‘叔孙武叔毁仲尼’，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为何也不能免于被毁谤？”

阳明先生说：“毁谤自外而来，即便是圣人又如何避免得了它的发生？人最可宝贵的是自我修养，如果自己实实在在是个圣贤，纵然所有人都来毁谤他，也影响不到他；就像浮云遮蔽太阳，怎么能损害到太阳本身的光明呢？如果自己是个外貌恭谨端庄、内里摇荡无实的货色，纵然没有一个人毁谤他，他隐匿着的奸恶之意终究有一天也会暴露出来。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有力求免于遭致损毁反而招致损毁的，也有行为不足以受到赞誉而偶然获得赞誉的’。外在的毁誉，哪里是能够避免的，只要坚持修养自我就够了。”

如果人心是个容器的话，它便须大过这个肉眼可见的大千世界。所以，陆九渊讲“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王阳明讲“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都是从宏观尺度上把握人心。容得下宇宙的人心，不仅要包容宇宙美好的一面，也应当包容宇宙不好的一面。甚至在真正能够包容整个宇宙的人心面前，宇宙本身是无所谓善，无所谓恶的。那善只是人心中的天理，那恶不过源自人的执念与欲求罢了。至于王阳明眼中“皆吾之心”的“天下之人心”，自然不仅仅指那些善的人心，也包括那不善的人心。他讲“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天下之人心中，有丧心病狂的，其实就是“吾之心”的“丧心病狂”，道理很简单，只因为——“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外在的毁谤，怎么可能不在“吾之心”，那外在的毁谤，怎么能够狭隘地不为“吾之心”所包容？甚至更进一步的，那外在的毁谤，预示着“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也预示着这病狂恰是“吾之心”的病狂。“吾之心”的病狂，怎么能通过在别人身上下功夫求治愈？

没什么好讲的，有“病”治“病”就是了。治疗毁谤之“病狂”，没有别的方法，只老老实实修养好自身就是了——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王阳明常常会在内心里做“圣人处我当如何，我处圣人又怎样”的思想实验。试想，孔子倘若在世，听闻到叔孙武叔的说法，会怎样做呢？又或者，假如我们就是孔子，有人毁谤我们，我们会怎样去处理呢？除了坚持专注于自修，还能怎样呢？

乍看是别人的病，其实别人的病与我们何干呢？

细想还是自己的病，自己的病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去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