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格雷戈里·蔡汀《证明达尔文》（四）

在阅读格雷戈里·蔡汀《证明达尔文》的阶段里，我的潜意识中对诸如“基因”、“DNA”、“生物进化”、“达尔文”等概念特别的敏感。微信公众号“造就”里的一篇文章：“美国权威报告建议允许编辑人类基因，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一下子就映入我的眼帘。

文章中写道：“生物技术在过去几年进步神速，科学家现在能够以越来越高的精度对动植物基因进行编辑。”“但真正的大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在人类身上使用基因编辑工具，以消除遗传疾病或增强人的能力？我们能否创造出‘设计婴儿’（designerbabies），这已经不存在无法克服的技术障碍。相反，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那样做。”

假设我们“应该那样做”了，我们通过编辑基因创造了完美的人类，那么，人类是否充就充当了自己的“上帝”？我们甚至可以利用基因技术来创造地球上没有的生物，创造更完美的新人类，比如：我们可以将植物光合作用的基因编辑入人类基因中，我们创造出可以自我光合作用的新人类。若干年后，能自我进行光合作用的新人类是否会把我们看做是创造出他们的“上帝”？那么，我们现在的“基因”又是否是某个比我们更先进的、更高级的智慧生命通过编辑基因创造出来的呢？如果是，那么那些“更先进、更高级的智慧生命”是否就是“上帝”或者“神”？看来“神传说”和“生物自然进化”一直是并行着的两条道路，稍微不留意，就可能滑入另一条道路了。

在基因可以由某智慧生命操纵的前提下，雷戈里·蔡汀要证明达尔文，必须要证明基因在没有外部操纵的情况下，也能依赖自身的发生变异，导致生命的自然进化。

接下来的问题是：基因能依赖自身的力量发生变异的规则又是怎样来的呢？在阅读《证明达尔文》时，我也想到了一款相关的游戏：康威生命游戏。

康威生命游戏是英国数学家约翰·何顿·康威在1970年发明的细胞自动机。它最初刊登在1970年10月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

康威生命游戏包括一个二维矩形世界，这个世界中的每个方格居住着一个活着的或死了的细胞。一个细胞在下一个时刻生死取决于相邻八个方格中活着的或死了的细胞的数量。如果相邻方格活着的细胞数量过多，这个细胞会因为资源匮乏而在下一个时刻死去；相反，如果周围活细胞过少，这个细胞会因太孤单而死去。按照这个规则，玩家可以设定周围活细胞的数目使得该细胞生存或者死亡。

在这个游戏中，玩家还可以设定一些更加复杂的规则，例如当前方格的状况不仅由父一代决定，而且还考虑祖父一代的情况。这时候，玩家就俨然是这个世界的“上帝”，随意设定某个方格细胞的死活，以左右世界。

康威生命游戏中，无论细胞和生命的演化过程如何，总是基于一定的起始规则，那么这个起始的规则又是怎么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