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母亲下岗了。
母亲所在的公司本就苟延残喘。此前每日六点半她起床,烧好早饭,在厨房忙碌的间隙扯着嗓子叫醒父亲。七点十五她把早餐端在餐桌上,匆匆出门,赶上公司的班车。看起来是繁忙一天的开启,但到了公司就开始“闲聊拉呱”的模式,坐在办公椅上昏昏欲睡,到了饭点大家聚在一起,聊子女、婚恋、买房,就是不怎么聊工作。
这是一家生产钢板的公司,位于我的家乡——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园区中。全世界钢铁产业过剩,这家没有技术优势的公司自然也摇摇欲坠。园区中已经很久没有机器轰隆的响声,曾经运货车来来往往的车辙印上,员工们闲庭信步。要么是去取快递,要么是饭后消食。
母亲也总是嘟囔着,这家公司不知能撑到几时。她的退休年龄早,今年9月份她年满50就可退休,她希望这公司能坚持到那时。每日在公司无所事事,一个月能拿到三千多的薪水。退休后,因为工龄长,一个月能领到四千多元的退休金。
春节前我还没回家的时候,我在电话中无意地提起:“妈你们单位还没倒呢?”
电话那头母亲嗫嚅:“嗯,这回下岗了。”
下岗白领
在春节前下岗,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三千多块钱的薪水缩水到一千多的失业金,公司资金链断裂,欠所有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此前合同刚签了没多久,员工们也领不到什么赔偿金。
母亲想得开,家里不缺她的这份工资。父亲是本地一家公立医院的放射线科医生,收入是母亲收入的数倍。父亲与母亲,是一种打击羞辱式的相处模式。”你挣得那些鼻ge子(大连话中的鼻屎)钱,我看都看不上。“父亲总对母亲这样讲,母亲笑笑,”对啊,幸亏我老公挣得多。“
过了小年,我从北京回到大连家中。家里的暖气热意袭人,母亲依旧开朗爱笑,像一只上下翻飞的蝴蝶在家中来回扑腾忙碌。做我爱吃的大酱汤和土豆饼,忙不迭地给我夹菜剥鸡蛋。这边看我埋头吃饭,那边油锅里油星迸溅,又跑到厨房里倒腾走油。
母亲做的一大桌子年夜饭父亲年前体检发现胆囊息肉,自此整日忧心忡忡寡言少语,定在初八手术。他在家中很少走动,嘴巴动得最勤,要么喊着母亲帮他烧水取东西,要么忙着咀嚼水果与零食。
我批评他”甩手掌柜“,母亲瞅了瞅父亲的脸色,摆手连说没事。父亲像一座沉默的活火山,对疾病的畏惧让他脾气阴晴不定,灯光下他略微铁青色的脸与周围红艳艳的挂饰格格不入。他总是躲进书房,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病情,抄在小纸条上攥在手心里。我与他讲魏则西的事,他面无表情回一句”是么“,我深深地怀疑他医生的身份。
母亲怕他,此前在母亲没下岗时她腰杆子还能硬气一些。现在她几乎是全挂在这个脾气暴躁的男人身上,她更加看父亲脸色,不敢怠慢。她以前泼辣、也曾因父亲在外打麻将晚归而暴怒,现在都换成争吵时半哀求的说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家也是一个小社会。
她烧完水,洗完碗,铺好床铺,弓着背伏在沙发上。白日里她爽利地说”还是在家好!“,现在疲惫得不发一言,明日又是劳碌的一天。北方的春节也是繁琐的,准备菜样,打扫卫生,男人们准备好嘴巴吹牛吸烟,女人们却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
她直起腰,正色对我讲:”你还是回大连考公务员吧。“她又发了会呆,”你说妈妈哪里差呢?现在混成这个样子。“
外企沉浮
母亲骨子里是骄傲的,自幼成绩优异,考上了当地最高的高中。在高中时姥姥病危,她学业受到影响最后未考上大学。她白天去上大专学化学,晚上去夜校学美发。毕业后先是在理发店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到外企里当化验员。记忆中我年幼时坐在镜子前,母亲拿着剪刀给我剪了一个”五四头“。后来她进了外企,经常要上夜班,索性咔嚓一声给我剪成了狗啃一样的板寸,省着每天给我扎头发。
青年时期的母亲赶上了这座城市和时代的好时候,相片里的她穿着宽大的工作服,在当时的工厂门口笑得一脸灿烂。世纪之交,大连这座只有近代史的城市散发着前所未有的生机,直到如今,许多上了年纪的人提起那个时代眼中都闪烁着陶醉的光芒。
日俄留下来的洋楼、广场和交通设施领先同时期绝大多数的城市建设,”计划单列市“的名号随着温暖的海风抚慰着人们的心。南方深圳的下海潮方兴未艾,渤海边的大连外资涌动。大连港的船舶络绎不绝,散开了遍地的日本韩国企业。这座城市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拥有一支八冠王的足球队,有着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绝佳海洋性气候,那时腰包鼓起的人们摘下市花槐花包饺子,沉醉在一座滨海旅游城市的冉冉升起。
母亲先是在一个生产集装箱的韩国企业工作,随后跳槽到另外一家世界五百强的韩国公司浦项钢板。在那段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极力扩张招商引资的年代,这座公司占据了地租低廉的工业区雇佣着成本低的劳动力。我家中堆满了印有韩国浦项标志的皮质本子,纸质极好,首页印着公司歌曲和守则。母亲被派往韩国学习,回来反复对我讲那里工作的女人时刻都在补妆,要穿膝盖以上的套裙。公司要求员工们学习韩语,已经中年的母亲跟着公司里的朝鲜族女孩一个个字节地学。我跟着母亲四处参加团建,在颠簸的汽车后座上和孩子们大声唱着歌。她有着那若有若无的骄傲,”佳能的跟我们完全没法比。“
大连星海广场上的全国最高华表卒于2016年8月5日凌晨0时30分,夜色掩映中狼狈地在推土机下倒塌。而早在数年前,大连的外资企业已经慢慢消失。韩国排名前十的浦项财团,在大连的分公司最后潦草收场。浦项钢板质优但价高,经理打包票七年内绝无损坏,架不过其他一哄而上价格低廉小钢铁公司的业务蚕食。你说七年?不值这个价钱,只要能坚持两三年就可以,还是价格低一点划算。大连人力成本和地租逐渐增长,总部出手收回了分公司,巨大的厂房被卖给一家养鸡厂老板。这是母亲的第一次失业。
随着政治局势的逐渐紧张,日资韩资纷纷撤出,偌大的外资工业区空了,只剩下高高悬挂的多家外企的旗帜飘扬。母亲难觅另一家外企接收,在经历抓耳挠腮的中年求职后,退居一家生产机床的民企当仓库保管员。
那时我马上快高考,母亲坚定要让我考师范学校,或者报一个方便考公务员的专业。
拿着不到三千块的薪水,母亲干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了,她说觉得不开心。我小姨偷偷与我讲,母亲之前干的都是化验写报告的工作,换到一个机械性重复劳作但又要丁丁卯卯计较的工作,她干不好。被年轻的领导骂了几次后,母亲负气离职。
凭借精湛的业务水平,母亲又回到了浦项钢板,但彼时的浦项钢板已是被养鸡场老板收购的民营企业。养鸡场老板是来自黑龙江的土豪,坐拥东北三省数一数二规模的养鸡场。行事作风也很有东北大款的作风,豪掷四个亿,首先在工厂旁修建了一个装修金碧辉煌的会所,为了来谈生意“不丢面”。又全面拆除原来韩国人留下的生产线,改装成新的。开班车的司机刘师傅是老员工,经过新的生产线总要大声惋惜,“瞎搞!啥都不懂就拆,都被别人当熊瞎子蒙。”
养鸡场老板立下豪言壮志:”我接手这个公司就不是为了钱。“也许是为了考验这句话的真实性,公司经营一路走低。大连开发区的钢铁需求量一直在下跌,企业的销售员纷纷撂挑子辞职。韩国人离开了也带走了最核心的技术,民企技术提不上去价格也谈不下来。每个月从黑龙江那百万只鸡身上榨取的价值,勉强转成几百个工人们的薪水、新崭崭的流水线和会所的经营。
一次鸡瘟后,养鸡场老板仓皇退出。他退居三亚,据说还是干回了老本行。
公司被一个酒桌上认识的房地产商接盘。母亲觉得她越发糊里糊涂地干着,她断言:这座城的外资已经死了,钢铁行业更是化成灰了,这个新老板一定被骗了。
新老板接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名。浦项钢板被改成浦项新材料,转岗位采购员的母亲在一次业务之前并不知晓改弦更张的意图。那次在与一家民营涂料公司对接的过程中,母亲的公司拖欠了对方上百万的款项。然而由于公司之前已经易主更名,浦项新老板明确表示这个款项有大半部分是上一家老板在时所欠,百般推脱,官司格外不好打。涂料公司的负责人在电话中带着哭腔地几近哀求,然而公司的决定母亲也无力回天。最后,这家成立不到十年的小型涂料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倒闭。
新老板依旧不能挽救颓势,整个鹏鸿街工业园区的公司都在不停易主。下午三四点时母亲的领导走进办公室,看到全办公室的人七扭八歪倒在躺椅上睡着,看到母亲睁眼,科长说:怎么这么早醒了?没什么事干继续睡吧。
过了不久,公司资金链又一次断裂,银行拒绝向公司放贷。房地产商老板咬了咬牙,向员工们号召个人为公司贷款,贷款数额二十万到二百万不等,公司给予个人几千元的奖励并支付利息。母亲心动了,但被保守的父亲一顿臭骂制止。隔壁办公桌年纪轻轻刚结婚的会计小白,为公司背上了八十万的贷款。
公司门口追缴欠款的贴条越来越多,员工们从一开始的惶恐到后来的镇定地走过,也就不过数月。几千万的资金链,还是说断就断。房地产老板没有犹豫,立马将会所、生产线和厂房全部打包给银行。这家沉浮二十多年的公司,还是没能撑到母亲退休的那一天。
母亲带回来涂涂改改很多页的就业失业登记本,最后一页终于还是以失业为句点,夹着一张单薄的领取失业补贴的单据。
母亲的失业登记簿那些佳能、东芝、松下的姐妹们,在人头攒动的早市遇见,寒暄的第一句话也是:啥时候(下岗)回的家?
体制,编制
母亲坚定不移地让我考公务员,进事业编,最不济去个国企。当记者这种事,是年轻人幼稚自以为是的“意气风发”。到企业里做事,迟早有一天是下岗的结果。
我完全理解她的想法,我目光所及的亲戚朋友,大多是体制内过得比体制外滋润得多,少数生意场得意的也身赴外地。一天我与她看冯小刚早期的一部讲体制内生活的《一地鸡毛》,里面对于体制内生活隐含辛辣讽刺。母亲嗤笑,电影中的陈道明就是没事找事,当了公务员还不知足,得了便宜还卖乖。
这是母亲的一个心结。她扑腾了大半辈子,工作能力从未得到他人的质疑,现在落得个“惨淡”收场。她追溯到高中,埋怨自己不应该去读高中,直接去读中专或者大专去读师范,现在就是一个旱涝保收的中学教师。工人出身的姥爷那时还对教师阶层保留着“臭老九”的印象,母亲当时可以说是不屑选择师范学校。而现在当时成绩远比她差的同学在教学楼中游走,当着一个清闲的地理或政治老师,享受风雨无阻的寒暑假期和较高稳定月薪。而她在外企工作这么多年,到了就是个假白领。
用母亲的话说,这是她一生中打错的第一个结。
她心里也有迈不过去的槛,那些她看不上的瞧不起的,怎么过得都比自己好呢?
母亲认识我父亲时,他是狼狈的。我爷爷曾是辽西一个城市当地区医院的院长,子女们散落在当地医疗系统中。父亲成绩差,脑袋笨,先是去丹东当了两年兵,回来就被爷爷安排进当地的防疫站当化验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了个执业医生资格证,稀里糊涂被爷爷赶到了大连,认识了母亲。爷爷撂下狠话:混得再惨都不准回来。高中学历的父亲在我们区当地医院赶着编制的末班车干了二十多年,副高考不上去,磨着时间。朝九晚五打打麻将,现在年纪大了连夜班都不用上。
母亲当时是别人眼中的高配低,大连本地户口,刚考了成人本科,还比父亲小六岁。她当时未能料到,在婚后的二十多年,她要把住丈夫的铁饭碗蹭饭吃。
越发趾高气扬的丈夫和琐碎的家务,逐渐失去经济地位的她带着恼怒懊悔年轻时的选择。她数着身边的”失败“典型,提点无心考公进事业编的我。
母亲的同事徐师傅是当时她上夜校的同学,同样在外企几经沉浮后,这次下岗后年纪大了没办法去给一家民营企业开班车。
徐师傅有着二三线城市中年人少有的广泛兴趣爱好,爱看书,爱集邮,还爱摄影。她年轻时还觉得风花雪月的徐同学浪漫,年纪大了变现实了,觉得那个看书翻书页都要小心翼翼的男人穷酸得不行,看着身边从不接触新鲜事物喜爱打麻将的男人又觉得一点惋惜。毕竟徐师傅这种有半肚子学识的人领着每月三千块钱勉强糊口,喜欢摄影都只能咬咬牙买低配的单反。而身边这个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丈夫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他的四倍,还不算社会地位和隐形福利。
工业区的外资企业旗帜一角,环形的旗帜群中有一半多已经撤出母亲这些人是对整个城市经济环境既敏感又迟钝的人。敏感在经济低迷时民营外企高居不下的失业率,迟钝又在于持着大连人的骄傲,对被称为”北方明珠“城市陨落的不接受与自欺。进体制,进事业编,是她在这种矛盾撕扯中做出认为最适合我的决定。
2017年下半年舆论场上对于整个东北可谓是灭顶之灾,人们发现辽南半岛的东北明珠大连已经沉默多年。不冻港的海水冰冷刺骨,辽宁号驶出的港口空荡得只剩下飞翔的海鸥。万达重新接受大连一方球队,似乎是这座经济增长低迷的城市许久未见的温暖消息。
母亲最后与我做出妥协:不回家,随你干什么都好;回大连,就去考公务员考事业编。她用忧心忡忡的大眼睛盯着我:“妈妈是为你好。”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