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于勤苦见从容，坐拥书城兴未慵。烟篆纱窗香辟蠹，风穿纸帐剑吟龙。
不除绿草思惇实，独赏焦桐有蔡邕。夜半高楼谁是友，诸天寺里一声钟。
——袁嘉谷《读书乐》
（袁嘉谷，字树五，1872-1937）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五月二十七日，北京紫禁城保和殿内，正紧张进行经济特科考试。
被云南举荐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的石屏人士袁嘉谷，正研墨挥毫，他文思泉涌，思路清晰，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地成就了他那著名的一考策论—— 《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二考策论——《恒宽言：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
这是清庭举行的最高级别的考试，也是中国科举的最后一次考试。
这场考试与以往的传统科举不同。清政府面对八国联军的侵凌，顿感国力的孱弱，人才的稀缺，终于下定决心，以“经世致用”为要义，专门进行经济特科的考试。
袁嘉谷以《国语·周语上》的著述为论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他以严谨的分析，严密的逻辑，文辞清扬，阐述国事 ，全面论述了农、工、商在国际民生中的地位。其文在数百名科考的人士中，如一股清泉，脱颖而出，加之文采过人，书法清雅，引得阅卷大臣们的一致好评，遂定为第一等第一名。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对夺魁者再一次钦定，赞袁嘉谷为“无双的国士”，他们对阅卷大臣的眼光表示赞赏：袁嘉谷夺得第一等第一名是没问题的。
袁嘉谷对自己的考试成绩成竹在胸，却恐怕没有想到自己能获此殊荣。
他的人生将翻开新的篇章。
在中国的这一场科举考试末班车中，袁嘉谷结束了云南不点状元的尴尬历史，引为云南人的骄傲。云贵总督魏光亮为了表彰他并勉励云南学子以他为榜样，亲笔题写了一块"大魁天下"的金匾，悬挂在昆明城南的聚奎楼上。后来，"状元楼"作为一个地名流传下来，提起它，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袁嘉谷。
袁嘉谷的家乡石屏，也紫气霞蔚，文风浓烈，袁嘉谷结结实实地为文献名邦添了至为厚重的一笔。
随后，袁嘉谷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浙江提学使兼布政使，云南盐运使，东陆大学、云南大学教授。
但袁嘉谷的志趣不在为官，他将自己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之上，编写了许多学术著作，史学、文学、书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他投身教育事业为云南培养了不少有用之材，创作了大量诗歌，成为云南地方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之星。
袁嘉谷为我国大、中、小学校编译出版了大量新式的教材与参考书。这些教材兼收并蓄，不仅充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又兼收外国教材的众家之长，因而受到全国各地广大学生的欢迎，袁嘉谷在全国统编教材中功不可没。
袁嘉谷一生著作颇丰，著有四百余卷经学、史学书籍，诗八百余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精神文化遗产。
袁嘉谷平素乐善好施，1911年，浙江发生水灾，他私人捐出800两白银赈灾，并在杭州创建了孤儿院。
袁嘉谷一生清廉，素有"清廉之士"的美誉。
他心怀对于桑梓的一片热爱，博览经史子集群书，著成《滇绎》一书，这是成为袁嘉谷谷一生的重要著作之一。
20世纪30年代初，袁嘉谷写成《云南大事记》一书，全书共记述云南4200余年史事。对云南历史以来的政治得失、建置沿革、风俗变迁等等，考证极为详细。
袁嘉谷晚年还编成了倾注一腔热血的《石屏县志》。这部县志被誉为"滇省各县志之冠"，成为云南各县县志的一个范本，是他留给故乡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1937年，袁嘉谷在日寇的铁蹄踏进中华大地之时，心忧如焚，加之常年的呕心治学，一病不起，他“尚思为国戎轮台”，《责倭寇》一文还未完成，阖然辞世。
袁公已逝，逸风犹存。
石屏县城异龙镇南正街二十二号，即为袁嘉谷故居。故居为清代木结构楼房建筑，坐西朝东。由故居大门进去是一条通道，中间是天井，左右有耳房。由西南的通道进去有一楼房，为袁嘉谷少年时代的书屋。
故居于1993年公布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整栋房屋经过石屏政府的维修装饰，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格，于2018年底正式为游客开放。
这是一个清幽之地，这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天井里的那棵老柚仍然充满无限生机，又胖又圆的金黄柚子挂在枝头，为游客们闪着神采；桂花隐隐散着怡人的香味，萦回在井沿，舒展着翠叶；堂屋两端摆放着年份久远的官帽椅，令人肃然起敬；房檐上方鸽子正“嘤嘤”飞过，显出温存；地上的方砖依然清隽，早留下历史的烙印……
游客们伫立在堂屋上，虔诚地瞻望袁公的巨幅照，崇敬之心在一片悠然的向往中回到历史中。
石屏素有“文献名邦”的称谓不假，那有什么原因形成了这个称谓？袁嘉谷自幼生长于远离京城的石屏，却高中了状元，按常理说，这个巨儒遍布的中原，才是状元的原生地，僻隅石屏是不会出现的。
但石屏偏偏出了云南唯一的状元，这似乎太耐人寻味。
袁嘉谷故居的青砖碧瓦，楼阁漆木，其实一直在阐释着这个游客们心中的谜团。
石屏的文风蔚然早在明朝时期就定好了基调。自洪武皇帝遣兵云南，军屯、民屯这一伟大创举，就衍说着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故事。
地理环境和气候俱佳的石屏，迎纳了中原的农耕技术。水车、犁铧出现在田间地头，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农业收成，百姓的温饱问题在晶莹剔透的米粒中得以解决。
那些屯田的先驱者已经成了后来石屏人的先祖，他们落地生根，与当地人繁衍生息。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石屏人在数百年前就有了良好的基因，加上中原的优秀文化，石屏人不优质都不行。所以“举人满街走，秀才多如狗”的说法虽然粗鄙，但绝非空穴来风。
然则随着人口的增加，石屏由原来所谓的地广人稀，逐渐变成不堪负重的局面。嘴巴多了，原本丰裕的粮食不够了，有人就是财富的理念逐渐被现实击破，人们必须面对这个窘境。
怎么办？
人心思变，走个旧、老厂是个好办法，那片山头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挖锡矿是最好的致富营生。
那充满诱惑力的地方在招引！为了生计，石屏人开始出动，有的家族甚至人去楼空，形成庞大的淘金队伍。于是在个旧老厂的每个山头，沟壑箐道，都遍布了石屏人的足迹，每个矿洞都浸满汗水，一把矿锹，一个背篓，就是他们的挣钱工具。
《石屏县志》上说，在清朝、民国时期，石屏的人口数量一直在递减，递减的人口多为青壮年。
石屏人还不满足于此，在思茅景洪一带也都有着石屏人的脚印，时称“走西头”。这走西头的历史甚至比走个旧老厂还长。石屏人推骡赶马，进行商品交易，带去西头一线的是瓷器布匹，带回石屏的是茶叶盐巴。
这些商品的交易，都让石屏人饱尝甜头。东走厂，衍西头，石屏人硬是用马帮驮来了一座城。
汗水的付出终有回报，而且这个回报非常丰厚。石屏人的期待终于有了满意的结果。
袁嘉谷的祖辈父辈就是走西头成功的例子，他们创立的“乾利贞”茶行，以重质守信为宗旨，在昔日的西头一线和石屏城里有口皆碑。
众人皆知，蜚声世界的普洱茶，就是他们用心操持运作的结果，这一点，后人都不敢妄言。
茶文化，不仅是历史的，也是人文的，袁嘉谷的祖辈父辈是有功劳的。
一个文化精神的形成，必由物质先做铺垫。
袁嘉谷的上辈人已经赚取到丰盈的财产，取名于《周易》的“乾利贞”茶号，也必然有进一步的发展需求，那就是文化教育。
袁嘉谷的父亲袁德洋一直恪守祖训：耕读传家，有钱富不过三代，唯有文化才能代代相承，所以一直对袁公督促甚严。
袁嘉谷的母亲徐太夫人，自幼饱读诗书，《中庸》、《大学》早领悟于心，先天对儿子的教育得天独厚，加上袁嘉谷自幼聪颖，五岁能背《三字经》、《诗经》、《大学》等，而且已经“悉解字义”。
有了丰裕的家底做袁嘉谷的求学支撑，他在少年时代就赴昆明，师从名人教授，终得以质的飞跃。
这些良好的土壤和先天的资质，袁嘉谷本人又读书如渴，三十一岁就高中状元，就在情理之中了。
历史荫荫，水河澹澹，袁公故宅，寂然无声，它吸引着一双双解读历史的眼眸。袁嘉谷融汇了王羲之，褚遂良，颜真卿等书法名宿的字体，创立的“袁书体”，呈现在敬意满溢的目视里。
袁公的《卧雪堂诗集》、《石屏县志》、论文集……，静静地躺在书架上。
袁公就是一个谜，他的逸风一直就在堂前屋后，娓娓萦回。
20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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