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在任何城市犯罪率都不断攀升，犯罪学家、政治学家、律师以及其他专家，甚至克林顿总统都预测——未来的犯罪率会持续攀升。然而，就在所有的专家、学者预测犯罪的蔓延似乎在所难免的时候，犯罪率却并没有攀升，反而下降，持续不断的下降。
虽然各类专家都没有料到犯罪率会下降，但此时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有人说是因为90年代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有人说是因为《枪支管制法》的实施；也有人说是因为纽约市所施行的新型治安策略。
这些理论头头是道，而且振奋人心，顺畅无阻的从专家口中传到了记者耳中，又进入大众的思维，并迅速上升为传统观念。然而，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美国犯罪率下降的最重要原因是：那些最大可能走上犯罪之路的孩子并没有出生。这就要从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说起。我们都知道出生于不幸家庭的儿童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要远高于其他儿童。“罗诉韦德案”之后，美国堕胎合法化，数百万的穷困潦倒、未婚先孕、没有门路的未成年妈妈们选择了堕胎，使得这些一旦降生走上犯罪之路的概率远高于平均水平的孩子并未出世，从而导致了多年之后犯罪率的骤降。
然而，专家们却没有一次提到“堕胎合法化”是美国犯罪率降低的原因之一。专家以个人知觉为依据，却忽略事实和数字依据，从而做出了并不靠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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