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埃莉诺

时至今日，这场抗击病疫的战斗已经持续二十余天。据专家预测，2月中下旬将迎来峰值，4月有望结束。

“后新冠”时期即将来临，而此刻反思“后非典”时期似乎显得格外必要。

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之后，曾涌现出了一批相关作品，但影响力十分有限。“后新冠”时期是否也会涌现一批作品？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和影响力又将如何呢？

近日，编剧帮（ID：bianjubang）采访了十几位一线创作者。

放宽审查，才会写出让人记忆深刻的影视作品

编剧、制作人白一骢认为，反映“非典”、汶川地震的影片，影响力不大“很正常”。这类题材如果找不到好的切入点，影视作品的效果肯定不如新闻。

在编剧贾东岩看来，影视作品的好坏取决于是否找到了真正动人的故事。“讲灾疫的优秀作品很多，比如《霍乱时期的爱情》《屋顶上的轻骑兵》《鼠疫》《失明症漫记》《黑死病》《感染列岛》......都很不错。但和这次最相似的作品，我认为是《切尔诺贝利》。反映‘非典’的作品，更多心思还是放在了‘讴歌’上，这属于‘宣传产品’，而非‘文艺作品’。”

《切尔诺贝利》

编剧王小枪认为，作品的质量和题材关系不大，关键看有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他说：“我是学医的，曾在放射科工作过几年，因此对医务人员和患者的观察要更多。在抗击疫情的过程里，其实有很多令人或扼腕或唏嘘的细节。不管是什么题材，只要放宽内容审查，允许主创真实地描摹现实中发生过的点点滴滴，塑造都会生动，影响都会深远。怕的是畏手畏脚、身上的绳索太多。”

编剧周荣扬则谈到，写“颂歌”意义不大，只有深入反思的作品才能被观众记住。他说：“最近，大家都隔离在家，又纷纷翻看我在‘非典’十周年时的旧作《大明劫》，还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最新的影评给我。正在发生的‘新冠’疫情，使得观众去回看一部古装电影，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似乎又一次得到某种验证。作为编剧，我希望我的电影被人记住，但不希望是因为相似的疫情而被人记住。”

编剧袁媛也表示，此类电影的表象是灾难，内里却与人性的善恶、体制的善恶密不可分。无法触及深层内容、只写表象的作品，都不会让人记忆深刻。

反思，还需再沉淀

此次灾疫暴露出不少问题，也展现出更多人性的光辉，敏感的创作者们密切关注着所有的新闻。疫情结束了，他们是否会动笔写相关作品呢？

编剧董润年认为，肯定会出现表现抗击疫情的作品，但他本人还没有想过创作计划，最终要看素材。编剧冉甲男觉得，我国的灾难类型片始终没有真正发展起来，也许之后能得以发展一下。

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编剧倪骏也认为，影响如此巨大的事件，里面肯定会有许多故事值得挖掘。同时她也补充：“生活和文艺未必完全并轨。文艺创作不同于应时应景的新闻报道，追求时效性不是可靠的做法。医疗题材一直是叙事文艺创作的重要类型，只要找准切入口，笔力精到，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杰作。太急切地去紧跟时势，很容易成为草就章，效果反而遗憾。”

《急诊科医生》

除了上述相对乐观的声音，也有其他编剧表达了他们的担忧。编剧俞露的观点是：会出现，但是“不好做”。她解释道：“一是关于疫情的片子很容易就变成灾难片，或者主题先行，不好看。二是影片必然要真实，必须是真实发生的创伤记忆。可是，对于不快乐的事，人们通常会选择性遗忘，特别是中国观众。所以我觉得灾疫作为元素存在可行，也就是完全作为背景。如果要以灾疫为主题，那么除非能把人性之瑰丽写得特别丰富、生动，否则不容易有期待。”

编剧赵夏盈也持类似的看法。她认为，经过大的社会事件，一时间会让制片方聚焦这些内容，但仅靠题材很难构成持续的吸引力。除非故事本身非常好，疫情只作为故事的容器，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另外，如果本次疫情持续时间很长，人们在一两年内对此类故事会有心理上的回避。真要反思，时间可能还没到。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编剧宋方金强调，艺术创作不同于新闻采访和宣传教育，任何创作都需要时间去沉淀、去提炼。他说：“目前，我觉得首先需要的是媒体的深度调查，探因问果。缺少这个前提的话，影视剧很容易流于表面。我会密切关注‘新冠’疫情状况，但不会马上动笔创作影视剧。我觉得还不到时候，或者说我还不具备这种创作的穿透力。”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编剧余飞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给出直截了当的判断：“不好弄”。首先，从视觉呈现来讲，“这个病不像战场上拯救伤员，症状看起来也不吓人，画面上很难做出紧张的效果，最多穿个防护服。”再者，虽然疫情的社会影响很大、可挖掘的内容很多，但容易触动敏感神经，正能量和批判之间很难平衡。“比如说个别官员的不作为、体系的不健全、社会上谣言四起、各地封闭围堵、武汉人在外流浪、隔离区内人的生活状态等，这些东西是影响最大的。但这么一个综合性的选题，操作起来比较复杂，涉及政府、卫生系统等多个方面，要找谁审查？”他认为，即便是单纯从创作角度来说，架构上也比较困难。

谈到自己是否愿意触碰这一题材，编剧秦海燕和李正虎表示不排斥。秦海燕说：“将现实移植到电影，需要坚定的努力和特别的技巧。疫情是可以预期的，人性却是复杂的，借此机会观察和思考，也很有嚼头。”李正虎提出了创作上的想法：“以前的主旋律作品，过于歌颂高大上的人物。但是现在不同了，从《我和我的祖国》就能看出来。如果要做这类题材，我建议做小人物的故事。如果有公司邀请，我很希望能参与其中。天灾和人祸、爱和死亡，也一直都是创作的永恒话题。”

与疫情无关，品质永远是关键

这场席卷全国的疾病风暴，会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后续影响，创作的风向是否会因此改变，观众需求会有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自然也引起了创作者们的思考。

董润年推断，经过艰难的上半年，观众对喜剧会有更大的需求。李正虎认为，现实主义题材会出一批佳作。

白一骢则表示，自己一直都无法预测什么题材是观众会热捧的。“这和有没有疫情无关，对我而言，赌爆款一直是不切实际和无聊的事情。”

赵夏盈推测，风平浪静之后，观众的需求应该和之前大致相同。“比如：女性观众还是会关注都市、情感、青春、爱情。只是复合的元素经过这次疫情可能更多元，比如医疗、公共事件等更偏现实的东西也会融入传统的偶像剧之中”

《长大》

俞露认为，疫情可能会给创作带来积极的影响。“现在不关心现实不行，那可能就培养了一点点关注现实的习惯和能力，之前那些伪现实主义就立不住了。而且大家关心的现实也会从家里的小天地，变成了家门之外。打个比方，原来关心方圆十里，这次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之后，这个心理半径就会延展到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如果能到人类社会、自然生态，那半径就更大。那现实题材的反映内容，势必也要有半径扩大的情况。”此外，她认为历史题材作品的质量会有所提升。“在每次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一潮’。比如‘二战’后的欧洲思潮。我觉得咱们也应该给大家提供一些历史的声音和答案，而不再是前几年宫斗权谋这种纯娱乐、厚黑的东西。”

编剧秦雯思考了编剧的社会责任，疫情之后，接下来什么样的剧本是有意义的，编剧能为社会的和谐进步做点什么？对此，俞露试着给出方向。她认为外部危机带来的是心理的虚无，人们就像迷失方向的群羊。“如果影视作品能像牧羊人一样进行精神放牧，产生治愈的、温暖的、有希望感的、充满亮色的力量，能戒骄戒躁、不洒狗血，能真诚下来爱人、尊重人，那么就会变成向导。”

周荣扬抱持信心并鼓励大家：“即便是在黑死病肆虐的中世纪，薄伽丘也有《十日谈》问世。故事不死，戏剧不死。无论有没有疫情，观众追捧的都不是某类固定的题材，一直都是品质上乘又能切合时代共鸣的作品。作为编剧，不跟风、不摇摆，先踏实写你笃信的好故事。总有一天，疫情会过去，观众会回到电影院，仰望银幕上的光影，再次沉浸其中。”

责编 | Nellie

E N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