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谢依《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苏东坡传》朝堂上的风起云涌03 与王安石的朝堂对立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家两兄弟回到了京师，“王安石”三个字正式进入了他们的生命。
苏轼任职凤翔之时，位处交界之处，每天看见的都是百姓贫弱，民不聊生。看到这一点的还有王安石。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政，不断地试图去缓和社会矛盾，但由于没有触及根本矛盾，新政最终宣告失败。
作为一名诗人，王安石有他的才华。但作为一名政治家，王安石的冒失与激进却加剧了社会矛盾。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氏兄弟到达京师，此时整个王朝已经陷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早在守丧期间，苏轼就与苏辙讨论过当时的国家情况：“直到今日，朝廷每年要向西夏输纳银七万两，绢五千匹，茶三万斤；向辽国输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却依然饱受战火之苦。百姓极苦，却无法可想。”苏辙亦叹道： “缴纳财物只是为了边疆百姓的平安，奈何我朝兵士根本无法与西夏辽国军队相抗。和，和不成；战，战不过。如此下去，国家贫弱，徒唤奈何！”
苏轼早先曾问过父亲苏洵关于王安石的看法： “父亲，王安石为人如何?”
“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苏轼一愣，他没有想到父亲苏洵对王安石的评价如此苛刻。
“衣服肮脏不堪，仪表邋遢，在官场里都出了名了。政绩是有一些，但是事事只愿为人先，不肯屈居人后。在小地方倒是能得民心，一到京师要处就是处处生事，上下怨言四起。”见到苏轼的神情，苏洵又补了一句。
其实从客观来看，苏洵性情冷淡自负，对于王安石的评价有着偏激的一面。后来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受邀请的那些人里，就苏洵没去，还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
在当时的人看来，苏洵写的这篇文章把王安石骂得太过了，毕竟当时的王安石政声很好，但只有张方平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击节叫好。没过几年，苏轼这一代人就看到了王安石掌政之后的党争之祸。
王安石一心为自己心中的新政努力，把自己视作天下百姓的代言人。他相信自己，认为当下的反对都是暂时的，时间会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王安石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公事上，不讲究吃穿，拿到的薪俸除了维持基本开销，其他都是分给了需要的亲朋好友。
可惜，王安石生性比较固执，极力推进新政。但这新政因为水土不服，最终把整个北宋送入火坑，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王安石在仁宗时期不受重视，仁宗非常不喜欢他，认为他沽名钓誉，做事冒进，不顾实际。在宋神宗时，却因为政绩良好得到肯定，再加上做事勤恳，时机得宜，王安石终于做到了宰相。此时欧阳修已经退隐，天下几乎没有能与王安石比肩的权臣了。王安石势力滔天，新政轰轰烈烈推行，这正暗含了当时神宗愿意做一番大事业的心情。
因为父亲苏洵以前的指点，苏轼对王安石看得很透，却没办法阻止变法的施行。
看到这里，我吐槽下，北宋政坛真的很可笑，真是皇帝文弱，朝堂也没有铁血实干人。原本，管理天下政务的宰相应该由实干家来做吧，真正为国奔波殚精竭虑的宰相，也没空天天谈诗论词吧。王安石本人怎么样？我不了解，我也不做评价。但是我熟悉王安石可不是从他宰相的政绩，至于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在诸多变法改革中也并不出彩，他在民间的个人影响力大概而是那首《元日》吧。
同样认识苏轼也不是他的百年第一科考成绩，而是他的宋词。对比王安石和苏轼，才华比天的李白大仙人的政治命运其实才是正常的。毕竟李仙人不适合朝堂，还是笑傲江湖更适合，他本人也丝毫不恋朝堂，潇洒而去，诗仙就是不一样。
回想我敬佩的诸葛先生，人家文采也很好，但是人家还是为国家殚精竭虑，没空风花雪月，这才是宰相的标本。说实话，你很难想想，比如管仲商鞅魏征诸葛亮这类名相经常吟诗作唱，虽然他们本身文采都不错。
哎，看看这政坛，真的是让人无奈，国家很难前进的。宋朝的政坛副本就是必须会写诗词，不会写的再有能力也入不了皇帝佬的眼。所以宋朝拉胯也是必定的。
不过，从凤翔那段可以看出，苏轼还是有实干才华的，人品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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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王安石就因苏轼政见和自己不同，将其判官告院。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宋神宗诏两制三馆议。苏轼上书议论说： “要想有人才，先要去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发展与心思。这个了解就在于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发现人才。如果这个原则没有坚持，那么再多的花样也找不到真正的人才................”
苏轼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把自己的观点委婉地告诉了神宗。而且这种方法并不具目的性，反而让神宗感觉是自己想到了这一层。
神宗当天就召见了苏轼，问：“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与失都有哪些?你只管告诉我，即使是我的错，也请你明言。”
苏轼回答道： “皇上有生来就明理的天性。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只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守静以压制住急躁，静等着变化自然到来，然后适应它就是了。”
苏轼的话得到了神宗的认同和赞许。
事后，苏轼心中十分畅快，虽然他明白自己的言论一定会得罪王安石，因为建议被采纳之后，新政一定会推迟实施。但是耿介如他，爽快如他，怎么可能隐瞒内心想法。苏轼把神宗的话告诉了其他同僚。王安石心里却十分不快，他认为苏轼根本没有看见新政的好处，而且目光短浅，不适合参与朝政。
王安石一心想要驳倒苏轼，在他的眼里，新政是先知一般的政策，这些人不懂新政的长远意义。
仁宗在位期间王安石得不到赏识，神宗即位后，因为得到了韩维的赏识才逐渐受到神宗的重视，最终成为神宗所信任的人。但后来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韩维发现王安石刚愎自用，为了点醒王安石，韩维几次向王安石提出质疑并进行劝导。
可惜韩维的苦心并没有被理解，他反而被王安石视作阻碍，不久，韩维便被王安石借故贬出了京师。苏轼虽然为韩维感到不平，但无奈他也改变不了什么。
看来，苏轼真的是凭着一腔热血闯朝堂的，他即使看清了一些事情，但是也无法做到自敛锋芒。
苏轼年轻单纯，以为激醒了皇帝甚至有些得意。如果苏洵在世一定会说他的。不得不说那时的文豪有些天真。
其实苏轼不明白，皇帝的明白每天可能会有那么几次，但是真正的该明白的皇帝并不明白，他又不是神，只是占了个最高位置而已。有些事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有些局面也不是个别人能改变的。
皇帝上司容易陷入文字或者才华陷阱，不够坚定，又不够智慧，下属就只能比拼谁能在上司那里得到认同。这种实务之外的内卷，很难让底下优秀的人办成大事。可想而知，苏轼必将面对更多的无奈和打击。
--时与猫璞读书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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