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苏王犹烈，说的就是苏轼和王安石。宋神宗时期，二大才子苏东坡与王安石，因为在朝辅政意识形态及文学风格的迥然不同，导致个人是非恩怨不断。
说起王安石，不得不提王安石的变法。公元1068年，在王安石的思想主张下，被全力托付国家大事，给大宋王朝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强大变革——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一些颠覆北宋“祖制”的新法改革陆续出台，什么“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史称“熙宁新法”，实实在在的触及到一些权贵的利益，遭到朝野上下的极力反对，有人说他是大宋朝的救星，有人却说他是妖孽，备受争议。“变”到最激烈的几年，后宫老太后都一怒跑到宋神宗面前嚎哭，非要拦住变法不可！然而全方位的改革却带来了北宋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与农民负担的减轻。一直被嘲笑孱弱的大宋军队，通过改革变成了战斗力满血复活，压制住老对手西夏。朱镕基总理在上台时曾讲过一句“特殊”誓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安石就是这样子的人。
改革实施后几年，因为王安石的操之过急，加之王朝上下思想不统一，基层干部抵触，使变法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而且，新法实施到了后期，条文与执行效果相差越来越大，一些措施从利民变成扰民。终于在六年后的一个夏天，一场大雨、一张图将变法付诸东流，王安石只好告老还乡。王安石变法初衷是好的，顶层设计也是完美的，错就错在他没有学会妥协，而是一意孤行，强势推进，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不识时务。
变法失败后又过了几年，一个小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我们小时候课本里砸缸的司马光。骨子里憎恨变法的司马光，不顾变法已经十五年的现实，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强硬废除了新法。1086年，亲眼目睹一生变法心血的王安石去世，临终前的时日里，几乎每一天，他都生活在变法被废的坏消息里。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王安石一直拿司马光是朝中好兄弟，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怎么也没想到却被他毁了，而且被否的一无是处。后来站稳脚跟后的南宋王朝，也把北宋亡国的责任，一股脑的甩锅给了王安石。
以这句话总结王安石的一生叫一辈子“自讨苦吃”最恰当不过了。他选了一条与天下利益集团为敌的孤军奋战之路。比起战国年间的商鞅，明朝年间的张居正，同为改革家，他最压力山大。在诸多古代文士和官吏中，王安石一直是我较崇拜的一位。因为他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唯一不愿让人抬轿的宰相，是拒奢拒纳妾的宰相，也是唯一死后没有任何遗产的宰相。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畏了。
同为“唐宋八大家”苏轼同样生于这个年代，虽然变法饱受争议，而苏东坡却实实在在成了炮灰。苏轼之害不在于变法的本身，而是坏在一张嘴上。生于官宦世家的苏轼从小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而且聪明绝顶，写得一手好文章，同朝为官的有他父亲、兄弟，就是这么优越的条件让他养成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坏习惯，可以说大嘴巴，口不择言。好好的一手牌硬是打成了稀巴烂，怪谁，只能怪自己，而且还害了兄弟和父亲。
变法初期，急于求成的王安石不顾一切，铁腕变法。那个时候，苏轼官职卑微，但他依然一再给皇帝上书驳斥新法，皇帝不理，他就利用做主考官的机会，出反对王安石策题，效果还是不好，他干脆提笔写诗讽刺。幸好王安石是爱才之人，没怎么为难他。后来王安石第一次罢免，反对派就把苏轼的诗加以别有用心的解读，予加罪于王安石，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而此案主角正是苏东坡。从此开启了他贬来贬去、颠沛流离的人生“新篇章”。
现在写书的多将王安石塑造为一个小人，将东坡的一生流离归罪于他在我看来简直可笑，两位同为北宋文学巨匠，矛盾源于政见不同，并不是人品或道德问题。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时，王安石已退居江宁，仍上书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于东坡去黄州而不是黄泉起到了很大作用。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身似已灰之木， 心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身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政治生命可以说是凄凉的，但他的文学造诣却是极高的，在诗词歌赋上独特的成就。而且苏轼还特别讲究吃，留垂青史的“东坡肉”就是他发明的。他虽在政治上几经迫害，但长期在基层，也干得风生水起，全国各地到处有的纪念地，杭州西湖的苏堤便是其中有名的一处。
二人同为“唐宋八大家”，文学上互为粉丝，只是政见不同，出生不同，一生斗来斗去，有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老了老了却走到了一起，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综观此二人，才高八斗却个性极强，二个都乃真君子。王安石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计前嫌，救人于危难之际。苏轼虽是大嘴巴，但一身正气，而且基层经验丰富，若神宗够厉害，能驾驭得了此二人，岂不是又一个空前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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