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干政

“外戚干政”是封建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但并非所有的外戚都有干政行径。

外戚与外戚势力或外戚集团是有明显区别的，只有当外戚形成一股炙手可热的势力，并凭藉一些特殊的情况和机缘，外戚干政才成为可能。

概言之，在三种情况下，较易导致外戚的干政。

第一、帝王幼小之时。

幼君继位需要臣僚辅政，而一旦外戚与后妃联合辅政、摄政，便为外戚干政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幼主继统早见于西汉。西汉第二、第三、第四代皇帝均是年幼即位，吕后因而临朝称制，分封吕台、吕产、吕禄诸吕为王侯，控制禁军，干涉朝政，政出吕氏一门。第三代皇帝刘恭、第四代皇帝刘弘也是吕氏擅立。

其余像汉昭帝即位时，年仅八岁，外戚霍光等受遗诏辅政。汉平帝即位时，年仅九岁，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其侄王莽以大司马的身份操纵政权。

东汉的情况也很典型：殇帝即位时，生仅百余日，冲帝即位，才二岁，质帝即位，才八岁， 框帝即位，年十五，灵帝即位，年十二，宏农王即位，年十七，献帝即位，才九岁。

汉和帝即位时，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执政；冲帝即位时，梁太后临朝，其兄梁冀执政……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幼君继位给外戚干政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有权势的外戚与后妃往往又有意选择幼君继位，以便擅权。

如西汉平帝死后，无人继位，当时有资格继位者不乏其人，但王莽皆“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为后”。乃选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婴，年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

又如东汉和帝死后，本有长子平原王刘胜可以继位，但邓太后宣称刘胜有痼疾，而拥立 “生始百日”的少子刘隆；冲帝死后，朝臣李固等人曾建议在皇族中择长者而立，遭到梁太后与梁冀的反对，依旧选择年仅八岁的刘璇即位。

这就是所谓的“贪孩童以久其权，抑明贤以专其威”。

第二、外戚占据要职之时。

在这种情况下，帝王虽不见得幼弱，最高权力也还控制在帝王手中，但外戚靠着帝王赋予的权力，也往往拉帮结派，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从而独断专行。

如汉武帝时的外戚田蛤，先后任太尉、丞相等要职，任人唯亲，结纳群小；又如汉成帝时的外戚王凤，身兼大司马、大将军数职，专权用事，王氏兄弟王谭、王商、 王立、王根、王逢同日封候，世称“五侯”，内外官吏多出王氏门下。

如遇帝王昏庸不理朝政，外戚集团的干政就更为突出。即使没有外戚干政，也会有其他权臣或宦官操纵权柄。

第三、帝王有意重用外戚以压抑其他势力之时。

帝王左右的任何一种势力，如果过分膨胀，都会危及皇权。

不愿受制的帝王在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铲除某种势力时，总是利用一种政治势力压抑、打击另一种政治势力，以求达到权力的平衡。

在两汉时代，最突出的情况，先是异姓与同姓诸王之叛乱，而不得不借助外戚，继而是外戚与宦官的递相擅权。

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实际上构成了两汉王朝的官廷斗争史，许多宦官正是在帝王的授意下，在扑灭外戚势力的宫廷斗争中因功封侯，攫取权力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汉宦官的肆虐又是外戚的猖狂促成。

其他朝代也有类似的现象。但当宦官势力极度膨胀时，帝王同样感到难以容忍，又需要借助外戚或朝臣之力。

当年，汉桓帝曾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扑灭梁氏戚族，权柄转入宦官之手。外戚窦武适时进言：“臣恐二世之难，必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得到桓帝一定程度的信任。

桓帝死后，窦武定策迎立灵帝，论定策功，被封为闻喜侯，任大将军职，“常有诛剪宦官之意”，外戚势力一时又张。

可见在宫廷斗争中，一旦出现权力的倾斜，尽管旧的外戚势力被镇压，新的外戚势力也有可能东山再起。

在封建社会后期，虽然鲜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但一些外戚也因着特殊事变而受到重用。

如明代英宗时的外戚孙继宗“以夺门功，参议国是”，并打破明代“外戚不典军政”的惯例，而掌军权。

又如清代康熙时的外戚索额图因参与铲除擅政的权臣鳌拜集团，而加官进爵，并屡屡干政，朋比徇私。

（资料来源《中国历代外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