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年的记忆

北风彻夜的呼啸着，越过低矮破败的院墙，在院子里拖着枯枝败叶打着响亮的旋儿。门缝里看不见一丝亮光的时候，睡醒的公鸡便开始高声的喧闹。奶奶摸索着坐了起来，过年了，她说，过年，过年，过难哩。

乡下人过年实在是土的很，年跟前的集市几乎每次都去，袖着手，瑟缩着脖子，顶着冷风，穿梭在夸张的大红翠绿中。东瞅瞅，西问问，耐心的比较着，满怀侥幸的讨价还价。

那年月，物资匮乏的十分变态。一年到头，大多家庭就等着这时候吃上几口肉，换一件一年一次的新衣服。其实，所谓的新衣服，极多的也就是扯上几尺灰色的或者深蓝的棉布，央求村里会做衣服的灵巧女人，囫囵的做了，差不多合身就好。一件过年套在棉衣外面穿的衫子，一直要穿过春夏秋冬，直到下次过年的时候再换。

记忆里，读大学之前的日月，除了灰蓝，我没有穿过别的衣服。补丁裤褂一定是穿过的，只是现在记不得什么时候穿过。我想我年轻时候纠缠了我很多年的极度自卑，大概就是贫穷带给我的。从棉外套褪下来的裤褂，夏天做单衣的时候，好似挂在四肢上一样，空空荡荡，随风摆动，走得急了，都能听到衣服随风拍打的声音。小孩子的自尊，同样贫穷的父母怎么会懂得。贫穷叫我在同学面前局促不安，见到不熟悉的人便会紧张，不敢大声说话。这种不安，伴我经年。

女儿问，爸爸，我今年可以放烟花了吧？

近年来，家里不断地有至亲离世，老家有乡俗，至亲离世须守孝三年。守孝期间，每逢过年不可以张灯结彩，不可以贴对联，不可以放烟花，不可以给别人登门拜年。小时候，过年前便盼着父母给点钱，好去集市上买鞭炮。那时候烟花鞭炮做的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花样。鞭炮又细又长，烟花也就那么一两种，能喷火，不能冒花。鞭炮买了来，因为不多，便舍不得敞开性子放，而是仔细的拆开了，一小段一小段的放，意思一下而已。剩下的，就拿着一个一个的慢慢过瘾。有时候插在雪堆里，点燃后躲得远远的，看鞭炮在雪堆里炸开，雪花四溅。有时侯把火药取出来，装在自制的玩具枪里，纠集三五小伙伴，玩枪战。

看着女儿买回大包大包的烟花鞭炮，突然想起来，那年月，鞭炮也是一种奢侈品啊。

年三十，村里最热闹的是有人家杀猪或者宰羊，过年能有一头大肥猪可以杀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一大早起来，吆五喝六，呼朋唤友，在门口支起大锅，热气氤氲之中，一头刚刚还活蹦乱跳的猪，顷刻间就被屠夫拆散了。

每有人家杀了猪，大都会给村里年长的和最困难买不起肉的人家送去一些。农村人比较势利，对于那些平日里跟自己不睦的，此刻就会展现出不屑和炫耀。

记得有一年，二叔杀了猪，想着换点钱过年。小年那一天，我随着二叔去赶大集，半边猪肉摆在街边的麻袋片上，二叔不会吆喝，父子二人就那样在冷风里傻站着，等人问津。那时候，随便摆摊卖东西是不允许的，据说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尾巴，随时会有被割之虞。那一次，不是一个大背飞扔进旁边人家的院子，我二叔的半边猪肉差点就被割了去。

除夕早晨，母亲早早起来，和面蒸馍，这一天要蒸够元宵节以前十几天的馍馍，接待每天都会登门的老少亲戚。待客的菜基本上是干白菜叶子，或者萝卜干，或者土豆片，或者是自己家里吊的粉条，炖上大肥肉片子，再热上几个馒头，烫壶土酒。

蒸馍馍对于母亲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家里小麦面一般都很紧张，平时也舍不得多吃。然而，就算是会节省，过年蒸馍馍的面仍然紧张。于是，母亲就把秋天专门留下来的白玉米磨成粉跟小麦面和在一起，那种馍馍外相白生生的，好看。跟全部小麦面馍馍唯一的区别就是，那种二合一馍馍都是开着长长的口子，活像胖乎乎的嘴唇。

小时候吃的玉米面太多，白的黄的，干的稀的，以至于我的胃落下了病根，现在一看到玉米面做的食物还会反胃。

大寒前夜，岛城北风呼啸，风掠过阳台上的晾衣架，发出阵阵金属撞击的咝咝声响。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刻到了，各种媒体上每天联篇累牍的尽是些回家过年的报道。想起上周末回家，火车站里外都是赶着回家过年的人潮，拖儿带女，大包小包。

跟同事聊起过年，大都会说过年没什么意思，跟平常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主要是现在的日子好过了，每天的日常生活比那个年月过年还要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

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人对过去仍然有着一种病态的留恋和回忆，于是禁不住会想，叫他们再倒回去过那样的日子，吃糠咽菜，穿补丁衣服，一年到头见不到几片肉，他们还能过的惯么？

2012年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