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上电台里响起了朴树的声音，朴树在摩登音乐电台说：我就是我。恰好翻到崔永元的新闻，他的话题正在网上爆炸。现代人们需要持续的热点，这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在百无聊赖的世界，人们需要一些撕逼，需要看些热闹，以遣无涯之人生。
然而，对当事人来说并不会如此简单。崔永元曾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他对社会的敏感度异于常人，对如此喧嚣尘上的舆论肯定更为敏感。这种人不太会掩饰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要么是深爱，要么是嫉恶如仇。他们牺居的世界只有黑与白，灰色地带如同虱子一般，令他们无法忍受，一切潜规则都是阳光下的迫害。
崔永元很合适地被安上了近来的一个热词——“杠精”。杠精文化与和谐社会，天下一家亲的中华文化似乎不太相容。西方思想家可以大张旗鼓批判现有存在，但是在东方世界，从祖师爷孔子开始就讲究温柔敦厚、微言大义，不可哀伤过度，褒贬皆无违于礼。崔永远在这世间如同一个被捅破了的洞，执意地拿自己做靶子，透视这个世间的虚伪。这个洞不大，却把世间斯文体面的面具给撕了下来。世人为之感到不安，感到不适，皆欲除之而后快。
白岩松走入了十九大，柴静向大众投放《穹庐之下》后不知所踪。只有崔永元，虽然走下《实话实说》节目已有数年之久，却坚持持续将实话实说的精神发扬光大。理想主义的尴尬，偏执个性与圆融通和文化的抵牾，都是崔永元与这个时代撕逼后呈现的惨烈现场。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朴树说，我就是我。张国荣用绵延的嗓音唱到，我就是我，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虽然知音寥落，虽然恋人叛离，虽然世人冷漠而精致背过身去，我就是我，不一样的我。
加缪认为人们有两种基本需求，一种是对清晰或理解的需求，一种是对社会温暖、社会交往的需求。清晰理解这个世界的需求由于“世界的不透明性和稠密性”而难以实现，这个世界根本的荒谬性使它不能为事物这样或那样发生提供充分的理由。人类彼此孤独地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相互分享和理解，对社会温暖、社会交往的需求同样难以实现。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无价值和荒谬的世界中，我们只有通过与它的抗争，个人才能与他们团结一致，感到心满意足并且获得“一份尘世的短暂之爱”。然而，我们很可能最后一无所获，因为——在荒谬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崔永元在这个精心修饰的世界诸多不适。在主持《谢天谢地你来啦》时，剧组想把即兴表演的剧情提前向演员透露，崔永元坚决反对，“即兴就是即兴，否则就是欺骗观众。”
商业喜欢阳光，快乐，商业喜欢明朗的声线，明快的色彩，喜欢隔夜就忘的欢娱，喜欢反复打磨的精致。朴树的声音沉沉的，要往下掉的感觉，商业浪潮一波接一波打来，很快就被淹没。
崔永元坦言自己喜欢“病人”这个称呼，“如果我现在是正常崔永元的话，就证明我认可这个社会的病，我宁肯顶着这个称号，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因为我不愿汇入这个洪流。”加缪说，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毕竟，商业买不来《送别》情到深处的哽咽，买不来孤身前往美国自费调查转基因真相的勇气。
毕竟，没有什么命运不可以用藐视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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