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讲过这么一件事：藤野先生批评鲁迅的解剖学笔记，说你把血管位置挪了一下，虽然比较好看，然而真实情况不是这样。鲁迅有些不服气：“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藤野先生和鲁迅的这段对话，恰好可以视为历史跟历史文学之间的一次交谈。对于历史，我们要求严谨真实，半点不得含糊；而历史文学则更注重戏剧性，要好看，要跌宕起伏。对于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来说，每一次提笔，总会面临一个藤野先生式的两难困境，真实与好看，何者更为重要？注重前者，往往失之呆板；注重后者，则有篡改虚无之嫌。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总是战战兢兢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实际上，这也是历史小说作者的职责。他需要忠诚地沿着史实的方向奔跑，但未必要始终不离这一条跑道。要知道，真实历史的记载永远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面面俱到，留有大量空隙等着去填补。比如司马迁《史记》里记载了鸿门宴的具体过程与最核心的对话，但并没有记录更多细节。假如我们要写一部以鸿门宴为主题的小说，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加入想象：刘邦前往鸿门之前，内心是如何忐忑？项羽与范增之间，又有哪些价值观上的冲突？张良是跟樊哙怎么说的，他才义无反顾地冲进宴会？种种细节，都是历史书上所未曾记载的，只能靠作者自己去想象——即所谓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一般我们说起历史真实，有三个层面。最底层的是硬件真实，衣食住行、服饰建筑等等，像汉代背景的小说里，就不能出现玉米、红薯，这些农作物到明代才传入中国；第二个层次是软件真实，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风俗人情、礼法准则等等。比如唐代女性地位，和明清礼教兴盛时的女性地位，是大不相同的。在文艺作品里，作家必须在这两个层次有所追求，方能使作品体现出特有的时代风貌，令读者信服。
但除了这两个层次之外，创作者的意识还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对当下潮流作出呼应。让古代史事与当代读者之间连起了一条共鸣之线，反而更能令历史本身反射出更为璀璨的光芒。
以史实为纲，以逻辑为线，寻空隙而作，体人心而鸣，发乎细节，观乎时代，则作文之道，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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