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七子与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这种拟古的风气,在一定意义上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渭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像,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徐渭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
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对徐渭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
徐渭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徐渭散文方面的成就不及诗歌。
书法
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超越了时代,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龄曾说过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袁宏道则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
徐渭的书法及书法观的产生,与明朝中、晚期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巨大变迁相吻合。他的书法也是从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中走来。徐渭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所说的“时时露己笔意”[19]的审美精神。他的原话是:“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已笔意者,始称高手。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已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如果说徐渭的行书已用“己意”实现了对传统笔法的改变,那么,最大的改变是那些高头大轴的中堂行草书。以前说“董其昌破坏了墨法”,在这则要说“徐渭破坏了笔法”。徐渭在书法从卷册翰札的文房把玩转向厅堂展示审美的变革中,实现了作品创作中笔法的改造。《代应制咏剑草书轴》和《代应制咏墨草书轴》是其代表作。徐渭这种借鉴于绘画的点画表现方法,是对晋唐笔法的创造性破坏。对于书法艺术这种美术化倾向的改变。
美术
明代的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似与不似之间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
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
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
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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