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凛/摄
高则诚小时候读书的“集善院”
高则诚衣冠冢
高则诚纪念堂管理员陈云生向记者讲解高则诚的故事
会议中心进行首场演出。每当演员精彩的唱段一结束，观众席立即响起掌声和喝彩声，许多观众还情不自禁跟着哼唱；今年10月份，历史剧《高则诚》还将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台大戏”的演出。
在700多年前诞生的人为何至今仍感动、影响着我们？
高则诚著作《琵琶记》的出世，将南戏创作推向一个崭新阶段，揭开中国戏曲史上以南曲为主的传奇时代，对后世戏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琵琶记》与《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并称中国古代五大名剧，它是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也是我国最早(1841年)被介绍到外国的文学名著之一，至今已被译成英、法、德、日、拉丁等各国文字。
《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字则诚，一字晦叔，号菜根道人，人称东嘉先生。瑞安崇儒里(今阁巷柏树村)人，被尊称为“南戏鼻祖”，享誉中外。
从本周起，本报人文版将推出关于高则诚系列报道。
纪念堂“土生土长”在柏树村
为了探访高则诚的故居所在地，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仲夏之日，记者来到古时被称为崇儒里(今阁巷)的柏树村。行走在一条宽约1米的石子路上，道路两边农田一垅垅的稻穗低头深垂，如同五线谱上的小豆芽奏响丰收的旋律。不远处，几名稚童在田埂上跳跃、欢叫着，在他们身旁有一座硬山脊的古建筑，屋檐像从院墙内探出头，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十分突兀。
村民告诉记者，这里就是700多年前南戏鼻祖高则诚读书上学时的集善院旧址，与它毗邻的是高则诚纪念堂。记者见到整座建筑古朴雄浑，堂顶龙蟠虎踞，门台庄重典雅，门前的一幅楹联为：此地曾蕴玉，其人可铸金；横额为：南曲祖师。
几经打听，记者找到高则诚纪念堂的管理员陈云生，他打开纪念堂的大门向记者解释，为了避风挡雨，每逢阴雨天气，纪念堂与集善院通常都会关门闭户。
跨入纪念堂大门，陈云生指着正门上方悬挂的“高则诚纪念堂”六字匾额介绍，这是当代大戏剧家曹禺亲笔所写。“早在上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为了建造高则诚纪念馆还有一则故事。”陈云生说，“1984年，瑞安县委、县府的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本地文化事业。当年，上海昆剧团在瑞安人民剧院演出《琵琶记》，县委、县府四套班子领导都到场观看演出。”
当时，提议兴建一座高则诚纪念堂的呼声很高，有人还提议编写越剧《高则诚的故事》，作为瑞安越剧团的品牌剧目，高则诚纪念堂的建造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在高则诚纪念堂的选址上出现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建在瑞安市区，理由是方便人们参观，而且比建在柏树村要“高档”一些；另一种意见是建在高则诚的出生地柏树村，理由是纪念堂应当“土生土长”，离开当地的人文环境，就缺少应有的风土人情与历史价值。“如今高则诚纪念堂能在柏树村建成，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崇涛功不可没。”陈云生如是说，“因为正是孙崇涛提出纪念堂应当‘土生土长’的理念，才得到大家一致认同，将纪念堂建在柏树村集善院西侧，即高郎桥的东南方。”
1988年春，纪念堂开始破土动工，至1993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成为瑞安的又一处人文景观。
“吾儿喜明，就叫高明”
提到高明，就不得不提柏树村的陈氏家族。在柏树村村口，记者见到一座豪华气派的陈氏宗祠，约莫五分钟的行程，记者又见到一座陈氏宗祠。这让记者颇为疑惑，柏树村里怎么出现两座陈氏祠堂？
见记者疑惑的表情，陈云生说：“历史上陈氏家族是柏树村最大姓族之一。宋咸淳四年(1268年)，柏树村陈则翁试登礼部贡举学究科，继登宏词科，历仕至广东副使，官运亨通，这两座陈氏宗祠就是为了纪念先祖而建造的。”
玉海文化研究会会员陈之川介绍则更为详细，宋元时期，柏树村陈、高两家姓族邻里而居、相互婚嫁。两家姓族间不仅相敬如宾，还积淀深厚的家学渊源，同时名人辈出。陈则翁的妹妹嫁给高天赐(高明祖父)，陈则翁的孙女嫁给高明，陈则翁是高明的舅公，又是外祖父，两家数代联姻，亲上加亲，感情十分笃厚。
可以想像，700多年前的柏树村，陈、高两家之间该有数不清的人情世故发生，而高明的出生，对这两家族来说更像一个传奇。从陈云生的讲叙中，记者听到一个关于高明名字来历的故事。
约元大德九年(1305)，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高明出生了。这一天天气阴沉，老建筑的房间十分黑暗，高明出生后总是不停啼哭，这让其父母和亲戚深感不安。因为，他们认为，刚出生的孩子身体如果没有疾病，不会这样一直哭闹。这时，有家人在房间里点起蜡烛，岂料，高明一下子停止哭泣，安静下来。家人十分高兴，高明父亲高功甫立即为儿子起好名字：“吾儿喜明，就叫高明。”
“泰山或可移，此案不可改”
“高明所处的时代是十四世纪的元明交替之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高明为官时期，从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碰到不合理之事，总替百姓说话，也不怕摘掉乌纱帽。”陈云生坐在集善院的厢房里，绘声绘色地向记者讲述着高明生性硬直，不畏权势的官场故事。
高明在庆元任推官官职时，有一次，一名叫贴木的蒙古权贵虐待一家丁，又诬陷他是奸细，把他活活打死。高明知道后，主动进行侦查，要为这个家丁伸冤。他说，“贴木无端死人，必须偿命。”
贴木听后胆战心惊，叫同僚中人去说情，被高明义正词严地回绝了。过了几天，贴木又请出了高明的上司——江浙统帅达公，达公翻阅案卷后批示“奸细之事虽有失实，但家奴平日为人劣迹甚多，主人一怒之下，杖之至死，情有可原。”
高明看到这个批文后十分愤怒，他说，如果杀人者可以宽恕，那还有什么罪可以判呢？此后，高明判决：泰山或可移，此案不可改。
正是高明刚正不阿的性格，注定他仕途的蹭蹬；也正因为如此，他赢得后人怀念与景仰。
朱元璋征召入殿 高则诚装疯拒征
高则诚从官多年，始终因性情刚强，仕途蹭蹬。记者在查阅高则诚的资料时发现，原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的侯百朋在《高明史料掇拾》中提到，高则诚的末任官职是国史院典籍官。
据《光绪慈溪县志·金石门》中《慈溪县罗府君嘉德庙碑》正文前署款处记载：承务郎佥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事王演撰，征事郎翰林国史院典籍官高明书，中奉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王德谦篆额。
侯百朋认为，这里记载的“翰林国史院典籍官高明”即说明高明当时的官场职务。但高明的性格注定了他的命运，最终与官场无缘。“往事疑皆梦，浮名笑此身”，恰恰写出高明萌发辞官隐退之念。
大约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 )后，高明退出官场。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改元为洪武。一天，他与国师刘伯温下棋消遣。朱元璋连输3局，感到心情不舒畅，推开棋盘说：“不下了，谈谈天下事吧！”
这一谈就谈起“求谏、纳士”的话题，刘伯温说：“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能治天下，治国非用文人不可！”在君巨的言谈之中，刘伯温向皇帝推荐高明，“如请高明出仕，对完成大业必有好处。”
朱元璋果然派人征召高明入殿，高明听到这则消息后，便故意在人前不吃菜蔬，专啃菜根，装疯卖傻不肯入殿，这也是他号为“菜根道人”的来历。
晚年，高明寓居在鄞县栎社友人沈明臣家——沈氏楼，埋首撰写《琵琶记》。(见习记者林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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