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篇第一」11
【原文】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译文】
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要看儿子的内心（是否真心依从父之仁道）；父亲去世后，要看儿子的行为（是否依然符合父之仁道）。如果能长期不改父之仁道，就可以说是尽孝了。
【解释】
1、“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
“其”指儿子，不是指父亲。
“志”即所思所想、意愿、心思。
“没”通“殁”，音“莫”，意为“死”。
中国古代是家长制社会，父亲健在时，主事人是父亲，儿子多处于服从的地位，因此要“观其志”，看他是不是真的从内心与父亲保持一致；父亲去世后由儿子主事，这时就要看他的行为是不是依然遵从父亲生前的教导。
2、“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三”与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中的“三”一样，都是表示多数而非确指。“三年”就是多年、长期的意思。
“父之道”即父之仁道，又因“父之道”多为代代相传，故“父之道”其实就是“家族之仁道传统”或曰“仁道之家风”。
有人指此处父之道也可能不仁。但持此种观点者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就是孔子本身是倡导仁道的，而孝本身就是一种“仁”，只不过是体现于家庭关系之中。如果一个家长所行为恶道，孔子怎可能会认为三年不改恶道为孝、为仁？
《论语》容易引人误解的一大原因，就是很多语录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语境，比如本句。但是根据逻辑推断，这里显然是孔子在与其弟子讨论某有德君子的儿子是不是孝的问题。
【评析】
这一章仍然谈的是有关“孝”的问题，只是把“孝”具体化了，谈的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父之道”这类精神遗产。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实行的是家长制，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父亲作为一家之长，其为人处世之道通常就是这个家庭成员需要共同遵循的行为标准。像《诸葛亮诫子书》、《朱子家训》、《了凡四训》、《曾国藩家书》等，都是属于“父之道”的范畴。这些“父之道”虽然文字表述各有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却多有相似相通之处，比如劝子孙好学上进、勤劳善良、乐善好施等等。而这些其实也都并非其本人的创见，而是传承于各自的祖先乃至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源泉——仁道思想。因此，这个“父之道”从小处讲是一个家族的优良传统，从大处讲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就是说，所谓的“父之道”，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就是仁道。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所在，也是我们得以作为中国人而存在的价值所在——为人类的未来传承仁道。
仁道作为一种精神，并不能抽象地存在，而必须融入于各种为人处世的具体方法之中。而当仁道融入具体方法时，仁道的面目有时就会“模糊不清”，也就容易给人以误会。
比如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人在夏日中久行，渴不能当，遂向街旁某老妇讨水解渴。老妇舀了一瓢井水，然后又在水里撒了一把麸糠，才把水递给路人。有人不解，便以为老妇恶毒，但其实这里有一个缘故。因为久行之人体内燥热，如果骤然饮入冷水，很容易生病。老妇在水中撒麸糠，是要迫使喝水的人边吹麸糠边慢慢饮用，以免致病，实可谓用心良苦、充满仁心之举。
古人类似的经验和方法还有很多。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些经验和方法，通常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一定都能理解，必需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之后才能对其有深切的体会。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有两层含义。一是对“父之仁道宗旨”而言，一是对“父之仁道方法”而言。
首先，对于仁道的宗旨和精神，这个毋庸置疑是不可以改的，因为以仁道为宗旨的为人处世正是儒家的倡导和追求。
其次，对于施行仁道的具体方法是可以改的，因为世易时移，所以仁道体现的方式也必然会有所变化。比如古代只能借君主专制施行仁道，现代可以借民主法治施行仁道，未来则是以天下大同实现仁道。
当然，改方法也要有两个前提，一是新方法能更好地施行仁道，至少不能有违仁道。比如在前文老妇施水一例中，若在现代社会，则可改以热茶、热水代替冷水撒麸糠，因为现代社会取用热水跟用冷水一样快捷方便，而用热水解渴显然对身体更好；二是在改方法之前一定要慎重其事，也就是孔子所强调的“敬事”。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其理解能力和领悟能力是随着阅历的增长而不断提升的。少不更事时以为无理的，到年长历世后便多半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于父之道，新任的主事者必须要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和实践体会，或许才能领会其用心良苦抑或发现其弊端所在而加以有效改良。因此，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实际上是一种“敬事”的态度，也是孔子说“三年无改”的原因所在。
【以史为鉴】
改父道，新文化运动废止读经
1912年，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
1915年，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
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对《新青年》杂志给予了大力扶持。使《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在后期主要以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主。
新文化运动有四点主张：
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其中，提倡民主、科学和新文学的主张都是与时俱进之举，应予肯定。但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就搞得颇为不伦不类。因为当时所谓的“新道德”其实不乏糟粕，而所谓的“旧道德”却也多有精华。以至于所谓的“新道德”实际上成了西方文化中放纵欲望的遮羞布。当时很多文人因此无行。
曾有这样的真人真事。甲乙为夫妻，乙与丙婚外恋，丙与甲谈判后，在同一张报纸同时登出三条启事：一是甲与乙的离婚启事；二是丙与乙的结婚启事；三是丙与甲结为好友启事。
“新文化运动”虽然含有进步的成分，但是其发动者们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给中国的思想造成极大的混乱，致使西学和马列乘虚而入，遂成中国之后几乎一切动乱、衰败之根源。
真正的道德，作为普世价值是历久弥新的，根本无所谓新旧一说，这在东西方都一样。新文化发起者们没有发现中国文化之病因在于专制而非孔学、在于法家而非儒家。他们在时代更替时，急于更改“父之道”。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批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但他们提出的所谓“反传统、反孔教”，却如同为了治疗龋齿而拔掉满口牙齿，为了遏制肿瘤生长而把整个人杀死！他们实在是是最为糊涂、也是贻害最烈的“医生”！中国百余年来饱受专制极权之苦，皆可谓拜其所赐也！
当年“新文化运动”急改“父之道”的是非曲直，在百余年后历经劫难的今天，尤其在复兴传统文化的今天，早已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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