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有着许多客观因素（时代、社会、民族文化和文学艺术传统、家庭环境等）和主观因素（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素养、精神气质等）。
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他自觉不自觉地吸取什么样的艺术养料，这是由作家的个性决定的。
那么，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曾经吸引过卡夫卡，并在形成卡夫卡的独特风格中发生过显著作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将文学史上迄今存在过的文学作品作个大略的分类，国外有的文学史家，比如德国的奥伊巴哈曾经就做过这个工作，他把古今文学作品—— 主要是叙事文学分成两大基本风格，一类是侧重客观描写，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审美规范，根据模仿现实的原则进行创作的，上自荷马史诗，下至批判现实主义，也就是写实主义的方法，称为‘荷马方式’；
一类是侧重主观表现，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审美规范的；上自古希腊神话中的怪诞作品，下经中古时期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文学包括但丁的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特”小说直至本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品，总之主要是根据主观的独特感受和想象进行创作的，叫做“圣经方式”。
主要接受德意志文化传统与欧洲文化传统熏陶的卡夫卡，从他一生与文学结缘的全过程来看，这两类方式的作家和作品他都广泛涉猎过并爱好过，而且耐人寻味的是，最初使他视为典范的恰恰是荷马方式的作品。
然而同样耐人寻味的是，最后对他的风格起决定作用的却不是荷马方式，而是圣经方式，虽然，如果按照这两种“方 式”去追索，我们能为卡夫卡找出的这两种艺术“世系”，其中“圣经方式”的世系并不比他的“荷马方式”的世系长，但“亲缘”确实更近。
卡夫卡与“圣经方式”如果我们把“圣经方式”作为卡夫卡艺术上的“近亲”，那么卡夫卡在德国（或德语）文学史上的“近亲”较早的当推十九世纪初叶德国文学的“鬼才”亨利希·克莱斯特，他是与德国浪漫派有近缘的作家。
德国浪漫派与同时代的英、法浪漫派不同。它是倾向于“圣经方式”的。可以说，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是欧洲现代主义在母腹中的“躁动”。但艺术家克莱斯特除了德国浪漫派的血缘外，又有现实主义的色彩，既有以喜剧见长的杰作，又有以悲剧著称的名作。
他的作品——戏剧、小说尤其是轶事常带有一种神秘色彩和讽刺的意昧，颇不同凡响。
根据他的至友马克斯· 勃罗德记载：卡夫卡特别喜欢克莱斯特描写普鲁士当时与拿破仑那次战争的《轶事》，他朗诵起来“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涕泪纵横”。
克莱斯特的独身主义和最后的自杀，卡夫卡都能理解，因此曾经和他未婚妻菲莉斯的妹妹去克莱斯特的墓地扫墓，久久地“沉入默念之中”。
克莱斯特的同时代人约翰·彼得·黑贝尔（1760—1826），也以写随笔、轶事见长，文笔幽默、优美、质朴、与克莱斯特同时被称为德国文学轶事体裁的奠基人。
他的代表作《莱茵家庭之友的小宝盒》尤为卡夫卡所喜爱。克莱斯特和黑贝尔这两位作家对卡夫卡的讽刺、幽默特点和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发生过影响。
此外，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多半都是一千字以内的小故事，为今天欧洲已成普遍化的、以短见长的短篇小说创作开了先河。
卡夫卡的这一特点，显然与上述两位作家的影响分不开的。
就作品的气氛说，德国浪漫派后期代表作家 E·T·A·霍夫曼笔下那鬼气森森的神秘感与卡夫卡的缪斯的面影不是没有相象之处的。
我们在两位作家对动物题材的爱好上也找到共同点。只是霍夫曼书中的那些鬼魅神魔，在卡夫卡的笔下变成了梦中幻影。
然而风格上更为接近卡夫卡的恐怕还是俄国十九世纪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这位“残酷的天才”曾受到鲁迅的赞赏。
鲁迅很“佩服”他善于“布置精神上的苦刑”，把那些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试炼它们”，并且“竟能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身临其境地从罪恶底下“拷问出洁白”来，从而“显示着灵魂的深。”
《变形记》、《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的作者卡夫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残酷的天才”，他读了陀氏的 作品很快引起共鸣，说使他“多么想起自己的不幸”。
当他听到有人议论说，陀斯妥耶夫斯基“让精神上的病人出现得太多了”，他反驳说：“完会不对。
那不是精神上的病人，对病的描写那是一种刻画性格的手段，而且是一种非常纤巧、非常有益的手段”。
应该指出，由于卡夫卡不懂俄文，他还只是通过已出版的德文译本读到少数陀氏的作品，有的还不是主要的作品，如《小伙子》他也如获至宝，兴高采烈地向勃罗德朗诵了一个章节。
卡夫卡是个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作家，所以俄国文学中那以“含泪的笑” 的艺术著称的果戈理对他也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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