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韩军老师在深度语文微信群贴出《中国语文教师的“虚假阅读”》,干国祥开始在微信发表不同观点。韩军老师表示基本赞同批评意见。】
文本本就具备互文性,孤独的阅读严格意义上是不存在的——最多,一是考场上的特殊病态,二是文学阅读最初的消遣性阅读。
对有深度的文本反复阅读,固然需要深入文本(必须的),但没有他者的声音,必然所得不多。
解释的辩证法,决定了自我否定的过程才是理解的过程——这个自我否定中他者非常珍贵。
比如《人间词话》对于宋词理解,虽然不能取代初阅读时的浪漫感受,但深入理解,确实助益匪浅。
没有历史上的诸名家解读,经典多半沉睡于书页里——一个人的苦心孤诣虽然必不可少,但互文和对话,或者还高过一个人的孤读。
一句话,一个人的孤读不是真阅读,一群人的众声喧哗不是伪阅读。
理解是个自我否定的过程,有时候理解固定下来,往往意味着自我暂时稳定和封闭——这是成熟的个人图式和风格,但不是文本意义的终结。
《背影》和《孔乙己》的意义是不会终结的,但某个读者的理解会抵达他自我的界限——虽然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个界限可能又是另一个难以理解的深邃文本。
从韩兄读《孔乙己》和《背影》,我读到了韩兄的苦心孤诣的高处,也读到了必然的界限——我读到的不是鲁迅和朱自清,而是韩军。
最终,遮蔽和去蔽都是自我本身的遮蔽与去蔽,一个稳定的自我很重要,但一个不断否定重组的自我也同样重要。他者,无论通过书籍还是面对面对话,都是我们存在的本身——不存在一个孤独到可以屏蔽他者的自我。但自我可以固执到拒不接受,拒不承认。
过早地形成不变的自我,其实很悲哀。
解读的姿态问题,正是首届深度语文的其中一个关键词。
姿态并非错对,而是立场——这个不好讨论,我以为不同的解读立场是可以相互启发的。
我个人持中庸或辩证的阐释立场,但能充分理解其他立场。
张鹏:从教参而来的,那叫“教参解读”。照搬教参的解读(或者照搬别人的其它的无论什么解读)上课,那叫照本宣科、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拾人牙慧,何来解读?!
凡真解读,必是个性化的。解读,必“以人为本”,以读者自身的背景、经验、能力、性情为本。当一种解读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认同,就成了所谓的“普通解读”“大众解读”。
学术要发展,要生生不息,要注入新的生命力,就需要有人提出新的“个性化解读”,而当这种解读有足够强大的学理支撑,赢得越来越的同仁赞赏、认可,它又成了一种“普通解读”。
叶嘉莹说:“一切解说,无论其带有何等新奇的创造性,却必须都以文本中蕴含有这种可能性为依据。而一个伟大的好的作者,则大多能够在其作品中蕴含有丰富的潜能,因而才可以使读者引发丰富的联想……作者之功能乃在赋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种足资读者去发掘的潜能,而读者的功能则正在使这种潜能得到发挥的实践。”(《迦陵论词丛稿·后记》)
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好的文本、伟大的文本,越需要好的解读者去挖掘其潜能,不断赋予其以新的生命力。
不赞同某点。作为自我超越的理解,可以借助于包括教参的任何声音——教参本身不是问题,教参的霸权才是问题。
不要宣扬某种解读为唯一真理,不要标榜某种语文为唯一道路。
深度不是深度,乃是自我的界限,它同样不是唯一的真理和道路。
如何向《孔乙己》《背影》《项链》提问?
没有真问题,怎么可能有好的阅读?
语文老师的伪问题,就是向学生提问,但无论老师和学生,都没有真正的“问”。
向文本提问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地提问——在不断地询问和解答中,重要的、关键的问题就出现了,找到了这个或者这几个问题,意味着文本以某种方式向阅读者开放了自己。
比如我在上《景阳冈》时,从武松是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吗开始,同时把握住武松性格的本质和作者刻画之心(二者二位一体)。
《三打白骨精》的关键问题则是:孙悟空和唐僧谁对谁错?谁贡献更大?
这类问题的提出,基本就是完全的照亮。
但它们本身是在不断询问中慢慢成型的。
这种方法,提出者应该是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问答逻辑。
在语文之前加“深度”是不是多余?是不是错误?是不是重复?
其实提出以上异议者是搞错了因果逻辑:冠以深度二字,不是强调语文必须是深度的,不是认为其他的前缀是错误的,而是强调,“我们”的视角以及偏见,来自“深度”。而泛泛的“语文”,我们只在和他者对话时使用,至于我们本身的界限,则是深度。
都是宋词,豪放派与婉约派不同,新月派也不是说新诗的真理只在他们那里。凡生命,必有风格,风格既是成熟的独特图式,也是自我界定,甚至自我限制。深度语文,是“我们”的自我宣告,不是真理在握,完全没有试图用它来定义语文。什么都包的风格就是没有风格,道可道非常道,深度语文,就是非常语文,一孔之见,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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