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文明的成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强国建设的远景目标与具体时间表。这是一个百年大党魂牵梦绕的初心梦想，也是一个文化自信时代的奋斗理想。我们要将文化自信的伟力，化为社会文明成长的动力，化为人民的文化创造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改善人才发展环境，不断推动思想内容创新，扎实、有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一、百年之久的文化梦想

一个悠久的文教国家，向来自豪于文化立国原则。而新文化运动承诺用科学与民主重建一个新的文化国度。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党一直梦想重铸中华文化新的辉煌。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1949年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又满怀激情地预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是一个古老文明凤凰涅槃般的梦想。

然而，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道路都是复杂甚至迂回的，离不开自己的文化母体。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因此，我们往往是在既定的历史中创造历史的。这就是历史创造的逻辑，这就是文明更新的逻辑。

党的十八大前夕，当我们党提出文化强国建设的梦想时，我们重新确认了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将这种梦想立足于坚实的中国大地上，立足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土壤中。有坚实的文化地基，才谈得上真正的建设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道路，可谓返本而开新。这是一条文化强国之路，也是一条民族复兴之路。

文化强国建设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建成文化强国确立为远景目标，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没有文化强国建设，就谈不上伟大的民族复兴。然而，这一远景目标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不能把文化的繁荣发展看成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了文化、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不平衡性道理。因此，我们在新发展阶段接近曾经的百年梦想时，更要保持战略定力，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避免简单套用市场经济规律、工程建设规律来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制造数字GDP、文化跃进的假象。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真正激发广大人民的文化创造力，扎实推动思想创新、内容创新，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二、将文化自信转化为社会文明成长的动力

坚定文化自信，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

任何一个文化强国，一定建立在人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然而，没有国民生活方式的基本自觉与价值观认同，没有大批文化作品的传播与欣赏，没有主流人群的文化信仰，何谈文化自信？

真正的自信一定立足于深沉的文化信仰。近代西方的大国竞争，往往自命为罗马帝国的继承国，以新罗马的实力与基督文化信仰为动员力量。即使现代世俗化运动之后，西方的文化自信也没有离开基督教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尤其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为代表。法国长期以欧洲文明中心自居，其底气来自巴洛克时代的优雅生活方式、启蒙思想时代的价值观与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文艺创造力。当2007年《时代》驻巴黎记者唐·莫里森以电影票房排名为例宣布《法国文化之死》时，法国舆论一片哗然，怒斥美国没有资格。这种自傲当然有其文化自信为基础。事实上，法国的中学教育就非常注重本土文化的传承，有效构筑了国民的文化认同。其光芒四射的后现代思想活力，就植根于这种国民的哲学素养。法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早已远远落于美国之后，但是法国人仍敢对好莱坞电影说不。马克龙甚至区分欧美不同的西方文化阵营，以欧洲文明为己任，重提文化主权，号召“夺回控制权”。路易十四时代的影子在法国的文化政治中依稀可辨。当然，美国文化也很注重价值输出。好莱坞电影早就懂得“讲好美国的故事”，浸透着清教价值观，到处可以看到星条旗、自由女神、教堂等文化符号。清教文明、自由灯塔已经在美国人身上深深扎根，无论哪个政党上台，多少都有上帝选民意识、注定领导使命。美国今天的社会撕裂也不会动摇美国文化的历史根基。

当代世界的这种文化角力，如果不是因为文化信仰所致，何以解释？如果不是因为对文化伟力的自信，何以解释？

反观我们国民的文化意识，经过多年的复苏，尚在一点一滴的自觉过程中，离真正的文化自信还有相当距离。五千年文明保存在历史经典中、博物馆内，有多少已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又有多少还停留于“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我们必须相信，文明并未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断，而是浸透在人民血液中，扎根于我们的土地上。任凭精英社会的变革、底层社会的革命与市场经济的洗礼，我们的文明始终保持着一种伟力与韧劲，特别是那种为美好家园勤劳奋斗、团结互助的精神，让我们度过了多少风雨，终于迎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习惯或集体无意识如何上升为更高的文化自觉，成为知识人的思想与文化创造的源泉？如何将这种民族复兴的伟力转化为文化信仰的力量，构筑一套更深刻、博大的文教体系，以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事实上，在大变局时代，许多知识人、文化人还在撕裂中彷徨，社交媒体撕裂的伤口更深。显然，我们的社会还缺乏基本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我们还没有形成共同的“中国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多数人那里还停留于“三段论”。从中学到大学的公共课教材也没有破解这“三段论”，没有贯通孔子与马克思两个“老祖宗”。只有讲清楚中国文明的大道之源，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重建古老文明的文化信仰与价值共识，才能由此出发走向真正的文化自信。

当然，文化自信不能流于一种话语叙事，一种社会动员的政治口号，而要转化为文明的社会生活。文化自信不是一种口头声明，而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行为。我们要把自信的“说法”变为自信的“活法”。真有一种文化信仰、为一种文化所化之人，其言谈举止、生活方式就会体现出这种文化教养，流露出这种文化自信，代表着这种文明的开化程度。文化不只是文化人创造的作品，也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创造。文化是我们生命实践所磨砺出来的，甚至需要生命的献祭。比如良心、诚意、仁爱、宽容，敬业或以虚己之心为人民服务等，都需要内在生命的呈现，否则不会有文化的生命力。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核心价值观也必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市场秩序与司法实践中蔚然成风，成为我们民族的“活法”，成为我们文明的基本秩序。

文明是活出来的。一种文化，如果只有“说法”而没有“活法”，就不可能成为文明成长的动力，就必然苍白、枯萎而凋敝。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检验一种文化是否是活的灵魂，就看它是否能给广大人民以安身立命，看它是否能推动文明的发展。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快速崛起，我们在泰山压顶的危难时刻卓然挺立，让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文化自信，现在，我们要让这种文化自信转化为社会文明成长的动力，转化为整个民族的文化活力，转化为广大人民的文化创造力。

三、激发广大人民的文化创造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就是因为有一种“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的使命，懂得大化流行、通变之道。我们之所以能亘古亘今，亦新亦旧，就是因为人民不竭的文化创造力。晚清的封闭僵化、思想禁锢曾导致文化创造力的衰竭，而“文革”悲剧又是一次文化劫难。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抑制人民创造文化的渴望。改革开放后，一种思想文化的活力喷涌而出。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较快。中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速，是增长较快行业之一。201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已占GDP比重的4.48%，虽仍低于美国、英国与韩国的文化相关产业的占比，但随着各类投入的增加，中国文化产业占比到2035年会大大提高，尤其是出版业、电影业的发展速度会更快。目前主流电影票房收入非常高，在国内市场可以打败好莱坞电影，不怕与他们竞争。这一发展态势表明，一个文化资源大国逐渐走强。

然而，我们离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化强国虽无明确、公认的指标体系，但一般而言总要有吸引力的价值观、人民的文化自信、有规范的文明秩序、群星灿烂的文化人、广泛传播的文化经典、发达的文教事业、较高占比的文化产业、国际公认的影响力等。而国际影响力是衡量文化强国的关键指标。过去法国、美国被很多人视为文化强国，就因为它们的文化影响力。但根据国际一份软实力30强排名，中国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第28、25、27、27位之间徘徊。当然，这种排名可能带有西方人的偏见，不过我们仍然自知，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的经济、军事的硬实力是很不相称的，与我们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尤其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更是不足。我们现在已经是论文大国、出版大国，但还不是思想大国，当代的思想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低水平的内容重复，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我们的图书出版、电影产业虽然在国内市场有较快发展，但在对外版权贸易方面还很不平衡。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努力，我们的版权输出主要集中在丝路沿线国家，而且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但在欧美市场则仍然影响力甚微，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2019年从欧美国家引进的版权占比约77.35%。这种现状表明，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是一种客观存在，短期内我们很难改变。

造成这种现状原因当然很多。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处在剧烈的大变局与伟大的文明更新时代，当代人的文化积淀与学术修养尚不足以驾驭这个时代。我们缺乏跨学科、跨文明视野的学术训练，缺乏融通中外不同学术资源的思想家，不少人视野狭隘、门户之见深、学养不足，容易陷入思想撕裂状态。宋代主流文化复兴之所以可能，在于当时重量级学者有一种大气象、大格局。他们有守正创新的关怀，有贯通古今的使命，有融通中外的能力，所以才可能做到出入佛老、回归儒家，构建出以天理良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维系后世千年之久的文化秩序。今天，当中国再次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应当是一个需要巨人而能产生巨人、需要思想而能产生思想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中国思想文化的话语权。

为此，我们还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包括学科体制改革、科研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提供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与文化创造环境，不断推动思想内容创新。长期以来我们的学科体制仍然没有摆脱苏联行政化管理的窠臼，造成学科壁垒森严、学科分工过细、研究方向过窄的严重弊端，虽然能产生一批专业性很强的专家，但是也容易制造学术庸才，难以培养驾驭时代问题的思想型学术人才。科研体制的行政化管理与量化考核，导致外行干预、工程化思维与短期利益回报导向，不断挤压优秀人才原有的自主创新空间，干扰其内在创新驱动。越管越细、越管越严、越管越死，其结果就是普遍的平庸。古今中外，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作品都不是“管”出来的，恰恰相反，它需要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人类精神生产的规律。教育体制的弊端更关乎千家万户，关乎广大人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文化活力。与西方某些强国相比，我们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过度依赖教材，而思想文化经典教育严重不足，这不但影响历史文化认同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而且严重制约国民文化品位、思想深度与话语能力的提升。

只有尊重精神生产规律，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思想文化的创造力，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修养与思想能力，有力掌握文化话语权，才可能大幅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这些年，我们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基础建设投入较多，传播技术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数字化战略甚至走到世界前沿，进步可观，但是这仍然改变不了文化传播的“内容为王”原则。恰恰是文化内容方面，我们没有克服思想创新瓶颈。例如，这几年的主流电影国内票房飙升，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仍然没有突破国际传播的瓶颈。因为国内票房现象与当前的爱国情绪高涨有关，而要在国际上与好莱坞电影竞争，那就要有人类关怀，善于讲好文明的故事。好莱坞电影是世界性的，它以清教文明的价值观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因此，我们不能只会讲好感人的故事，还要善于讲好深刻的故事。

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文明的成长，激发人民的文化创造力，不断推动思想内容创新，我们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有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