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叔很能忍，在京城住了二十二年。
正如公子吕所说，这二十二年，郑国实际上处于分裂的状态。
【原文】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到了鲁隐公元年五月，大叔终于完成了战争准备，密谋袭击郑国的首都新郑。而他的母亲武姜，则打算作为内应，为他开启新郑的城门。
计划非常周密。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叔起兵的日期，竟然被郑庄公提早知道了。
一直不动如山的郑庄公，此时却突然行动起来，下令公子吕带领兵车二百乘前去进攻京城，讨伐大叔。
公子吕大概感到非常惊讶：如果早动手的话，大叔羽翼未丰，是很容易打败的。可是现在，大叔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出兵攻打他，还有胜算吗？
然而，当公子吕的部队来到京城，奇迹发生了。京城的军民自发起来反对大叔，双方还没有交战，大叔便一败涂地。他先是逃到鄢地，郑庄公亲自率军进攻，他只好又逃到卫国的共地，从此过着流亡他乡的日子。
这位漂亮人物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估计是客死他乡了。
【原文】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春秋》记载这件事，只用了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有什么讲究？且听《左传》分析：
首先，大叔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不称其为“弟”，而是直呼其名，以示谴责。
其次，郑庄公和大叔兄弟相争，有如二君，所以用了“克”这个动词。
第三，不称郑庄公而称郑伯，这是在讽刺他也不像个做哥哥的。当大叔犯错误的时候，他没有好好教育大叔，反而是故意放任自流，诱使其叛乱。说白了，郑庄公的目的，就是想名正言顺地杀死大叔。
第四，只写郑伯克段于鄢，却不写大叔逃亡到共地，是因为如果写了，责任就完全在大叔身上了。事实上，郑庄公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只不过郑庄公做得太狡猾了，伪装得太好了，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以至于史官也不好明说，只能如此下笔，希望大家能看明白吧。
这便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含义，都有其价值判断。它是隐晦的，委婉的，甚至是深藏不露的；但它也是尖锐的，严肃的，甚至是毫不留情的。
关于郑庄公这个人，有必要多说两句。
1960年前后，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说：“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而且表扬郑庄公“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
连毛泽东都很欣赏的郑庄公，在和弟弟斗争的过程中使用了堪称教科书式的政治斗争手段。
他外表憨厚，内心精明。他不动声色地布置了一个陷阱，而且极有耐心的，看着大叔一步一步走进去。他有很多次机会对大叔进行规劝，如果规劝无效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但他从来不这样做。他给自己塑造了一个软弱无能的形象，对大叔的胡作非为不闻不问。直到大叔迈出造反的那一步，他才果断给予致命一击。
这叫引蛇出洞，上了年纪的人想必不陌生。郑庄公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击败大叔，而在于始终站在道德高地，让人无话可说，无可指责。
大叔咎由自取。但是，先秦儒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首先强调的是君有君道，父有父道，兄有兄道。郑庄公作为国君，作为兄长，应该在臣弟犯错误的时候及时指出，给予相应的惩罚，而不是养成其恶，以图置其于死地。因此，在“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中，首先应该批评的是郑庄公，其次才是大叔。
领导的责任，大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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