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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萧瑾
1.
昨日，亲眼目睹了一起小事故——
公园小路上，一位初中小男生可能初学自行车不久，死死攥着车龙头，骑得小心谨慎。
正当他需要绕开路边停靠的一辆私家车时，后方突然出现的面包车司机憋足了气力按下喇叭。
听到声响，我猛地心里一惊，抬眼一看，小男孩儿更是在这惊吓中摔倒在地，却又立即爬起，推着自行车默默地移到一边。
面包车司机狂啸而过……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些情形：
行走在路上，尤其在那繁忙的十字路口，即便斑马线上绿灯已亮，那一辆又一辆右转疾驰的车辆，经常会逼得势单力薄的行人不敢动弹。终于我们狠狠心，抬脚向前，后续的车辆依旧会将我们阻隔在半道上，直到红灯亮起。
当然，如果是在行人众多的情况下，又往往会发生相反的情形，提前、推迟过马路，逼得司机们胸闷不已。于是，红绿灯都不见了，我们仰仗的是，谁的力量大，因为团结就是力量。
排在队伍里，不管是超市买菜、早餐店买早点，还是医院挂号，总有这么些插队的人，一句响亮的“咦，今天这小白菜很新鲜”、“来，快给我拿两个包子”、“你孩子是得的什么病啊”，伴随着话音，摆动着肥大的身躯，于是就获得了优先权。
这时，我对默默插队的人群倒是颇有好感，毕竟他们的心里还存在着“我在插队”的认知。
其实，插队也只是越过那么几个人，过红绿灯最多也只有几十秒，绕开路边那辆私家车的小男生，再小心翼翼也仅有几秒钟。
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在侃大山、刷手机上，却不能多等待哪怕两秒钟，给一个初学自行车的少年。
我们越是焦急这样的时间，无论对人对己，却越是得不偿失。貌似贪得了几秒钟的便利，可我们却沦为了别人眼里的没有教养的人。我们的心更是越来越焦躁不耐，以致不能沉下心来安静地对待这个世界，安静地对待自己，最终成为没有质素的浮躁、扭动、喧嚣的灵魂。
我们连几秒钟的时间都不遑多让，更勿谈生死。
2.
近现代大家中，我尤其敬仰翻译家傅雷。
1966年，傅雷与妻子朱梅馥不堪精神上的屈辱，在一个夜间自杀。
自杀前，俩人在地上铺上棉胎，棉胎上再摆上小木凳。这样在踢倒木凳时，就不会发出巨大的声响，打扰已经休息了的四邻。
自杀前，俩人还给妻兄留下遗书，拜托他帮忙赔偿在文革抄家中被损毁的亲戚的物件，并嘱托妻兄将俩人的600元钱交付到一直照顾他们的保姆的手中。因为保姆贫穷，不至于突然间失了生计，无力维生。
小时候，自掏腰包看的第一场电影是《泰坦尼克号》。
幼时的自己懵懵懂懂，随着整个影院一起抽泣，最感动的就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那段时间，周围的世界最风靡的就是莱奥纳多的贴画纸和那船头飞翔的经典姿势。
长大之后重新观影，意外的发现，如今脑海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竟然是这样的两个镜头：
一是在巨轮沉没之时，船板之上，依然在演奏的乐队手；
二是救生小艇里，优先上船的不是有钱人，而是妇女和儿童。
一个人的教养，体现在自己的文雅言词里，体现在对家人的尊重里，体现在与陌生人的互助里，更体现在这生死刹那之际——
我已走，但我仍怕打扰四邻，担心保姆无以为生；
我将走，但我要将自己的工作，将抚慰人心的乐因，保留到最后一刻；
我不走，我将生的希望留给孩童和孩童的母亲。
3.
傅雷声名的闻名，除了缘于他的翻译，更由于一部《傅雷家书》。
十二年间，傅雷与儿子傅聪通信数百封，从这数百封信中，我们可以获得有关教育、艺术、人生等各方面的经验和给养，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傅雷的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教养。
傅雷教子甚严，第一次做父亲的他，也犯了不少错误。以至于傅聪直到老年，都一直记着父亲会重重地体罚自己，罚跪、敲打，次数已经多得数不清。但傅聪却没有抱怨，因为他说，我知道父亲，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傅雷以自己的人格教养，甚至弥补了自己早年对傅聪的灰暗童年的记忆，留存到傅聪记忆最后的，是对父亲的深深的敬仰和孺慕。
也就是在今天，在超市里。
收银结账时，收银台上摆满了我的已经结账却来不及收起的物品。
排在我后面的姑娘，热心地过来帮我撑起了袋子。
我诧异地望向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热情，满心感激。
傅雷在其翻译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著作《约翰·克里斯朵夫》里有一段序言——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
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我也深信，光明总不会被掩蔽，卑下的情操也总会被屈服，正如那位愿意撑一撑塑料袋的姑娘。
我第一次看清了一个路人的面貌，她真是个动人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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