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阅读这本书的第二天，汉代文学思想的是兴起与楚声，楚文化以古老宗教神话和老庄自然哲学为基础，其所显示的汪洋恣肆、动宕开合的主观感情与诡谲离奇、意象丰盈的自由联想，对中国文学表现特征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审美意义。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云：“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脩，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其“杳冥深远”、“旨远义隐”、“托词喻物”、“荒唐谲怪”，实为楚文风格。然若追溯其源，似有更久远深邃的渊薮。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国先祖出自黄帝后裔，殷时为伯侯，周时鬻熊之子事文王，成王又“封熊绎于楚蛮”。
殷商之后，我国主流文化分为二支，一为北方周文化，一为南方楚宋文化；春秋时，楚文化地位日隆，仅《左传》一书，便记述楚人赋诗多例，战国间屈原楚骚的产生，揭开了楚文化占驻我国文坛重要地位之序幕。关于这一点，文学史家多注重春秋时楚人赋诗是对北方文化的汲取，战国时屈骚的出现只是“诗之变”；殊不知代表北方中原文化的《诗》三百篇早已融入荆楚文化思想，而屈骚对北方诗文化的汲取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古老荆楚文化于更高层次的复现。对此，昔人曾有异同之见，兹择两则如下。其一，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载：“艾轩谓诗之萌芽，自楚人发之，故云江汉之域。诗一变而为楚辞，屈原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翁元圻注云：“《通志·昆虫草木略序》曰：周为河洛，召南为雍岐，河洛之南濒江，雍岐之南濒汉，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来，骚人辞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其二，祝尧《古赋辩体》卷一《楚骚体上》：“屈原为《骚》时，江汉皆楚地。盖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泽也深。风雅既变，而楚狂《凤兮》之歌、《沧浪》孺子清兮浊兮之歌，莫不发乎情，止乎礼义，而犹有诗人之六义，故动吾夫子之听。但其歌稍变于诗之本体，又以‘兮’字为读，楚声萌孽久矣。原最后出，本《诗》之义以为骚。”以上两说，虽或以诗萌于楚，或以楚声入诗是“王化行乎南国”的结果，但其均认为二南为楚声，且居诗先又是相同的。根据前说的思路，屈骚是楚声的发展；根据后说的思路，屈骚只是诗之变体。其实，通观楚文化的演变和先秦整体文化的发展，楚声是我国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屈骚的兴起既渊源于楚声，又兼融北方诗文化，显示了战国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汇，是确乎无疑的。
汉代政治思想处于承秦制与惩秦训的矛盾中，而文学思想则处于承楚声而变楚声的发展中，从汉初特定的历史阶段来看，汉文学又正是在楚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
汉初诗歌创作重楚声，这在项羽《垓下歌》和刘邦《大风歌》初见端倪。两诗皆为骚体楚歌，而一婉曲悲壮，一气势飞扬，又为二人境遇之不同而楚汉之际风尚之相同使然。
更为重要的是楚声在促进声乐新变时很大程度成为宫廷制乐定礼的工具，而缺乏一种内在精神的灌注；因为汉代制乐定礼的思想旨归是人文教化，所以在此过程中，楚声也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勃郁活力和浪漫神采。
汉初辞赋创作延承《楚辞》，更具文学抒情色彩。《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陆贾、荀卿、杂赋四类，广而言之，前三类（主要部分）均与楚文化有关。
对首占汉初赋坛之骚体现象，昔人多因“诗—骚—赋”这一纵向观照方式考察其文体流变，泯合了汉初骚体与大赋的区别，得出汉赋整体为“骚之变”的结论。如刘勰《文心雕龙》“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通变》），“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时序》）；晁补之“汉而下赋皆祖屈原”（《鸡肋集》卷三十六《变离骚序上》）；刘熙载“骚为赋之祖”（《艺概·赋概》）诸论，不免失于疏略。
汉初骚体赋今存有贾谊的《鸟赋》、《旱云赋》、《吊屈原赋》，严忌的《哀时命》，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
回顾由楚声衍化而来的骚体对汉初文学思想的贡献，大略有两点：其一，骚体作家在继承楚声而对现实世界抒发志向的同时，加强了对内心情感的挖掘，许多作品复沓重叠、兴寄不一，表现出情意缠绵，深婉动人的风格，成为汉世抒情文学的滥觞。其二，楚声与道家的会通，产生了于深情中求寻超脱，于忧患中寄思玄远的审美意识，又为汉世文学观中庄骚合美思想奠定了初基。
因为真正的汉代文化绝不是楚文化的延续，而是对楚文化的包容。自汉初歌谣楚声激越到西汉中期立乐府之制，广采各地民歌（包括楚）入宫廷，显示的是汉初楚声在诗歌领域兴隆而衍解的过程。
汉初文人将楚文化中浪漫色彩和丰富想象的理想图景与疆域辽阔的现实社会结合起来，促进了汉代文学思想鼎盛期兼综浪漫与现实，既雄浑壮阔、又气韵生动之风貌的形成。其二，楚人宇宙观中怀疑精神触发了汉初文人对天命与人事的双重疑问，揭示出汉初士子境遇冷落的深心悲哀；而此悲剧意识又始终潜藏于汉代文学中。其三，汉初文人对楚贤风韵的追慕、缅怀，实质上是对当时社会不平的愤慨，而其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的批判性虽然随着王朝政治、经济的稳定繁荣淡退，但在其低落衰败期又会重新复现，这又说明其精神的内在活力。其四，汉初文学的深情与个性渊源于楚骚，发扬于当世，并对汉代文学教化观起着冲击和补充作用；这种个性与情感所蕴含的文学缘情因素，对汉代文学自立意识有着肇始之功。
黄老之学与汉初文风
黄老学派形成于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据有关史料和马王堆汉墓出土之《黄帝四经》《老子》甲、乙本内容，可见这一学派的主张是以黄老刑名思想为主为社会政治服务，并以黄帝时代为背景，构造理想中的统一形势之图景的。
追溯黄老之源，因为属两种学术的汇合，决定了黄学与老学的矛盾；然从战国到秦汉黄老汇合之过程看，又显示出二者共有的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养生保真的人生观和“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思想，这正是这一学术在汉初兴盛的社会文化之内在机缘。
汉初统治者惩于秦政苛暴和秦汉之际行政松弛，亟需一种既强化法制、又以德安民的统一平和的文化思想，黄老之学以其内严外宽的优势取得了这一地位。
由于受时代学术思想的影响，汉初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皆烙上了黄老学术的印记。从文学创作来看，汉初诗赋虽以楚声为主，但其创作思想之主真朴、任自然，尤近于黄老。人谓贾谊有经世之才，有文章风采，而其所称“皆列御寇，庄周之常言”。
说汉初文学创作内含的黄老清静无为思想皆由激越的楚声冲出，而其主流仍是楚文化的余绪，那么，从汉初文学理论的总体倾向考察，其体现的又是黄老之学的内在精神。
汉代有着多元文化，在黄老之学支配汉初思想时，先秦儒家思想也在此阶段复起，并以儒法融合的特征与黄老学派之刑德思想相辅相成。
我国散文艺术中的论说文至汉初政论文的出现而成熟，然其内在思想，又以儒家政教观为旨。《汉书·艺文志》列汉初论说文有“高祖传十三篇”、“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孝文传十一篇”、“贾山八篇”、“孔臧十篇”、“贾谊五十八篇”等入“儒家类”。
汉初学术形态中齐鲁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促进了当时文学政教思想的形成。追溯齐鲁文化之源，二者在先秦是独立相异的文化形态。
鲁文化本于礼乐、好古敏求、质朴务实、无意标新的思想实质。
与此不同，齐文化源于齐国开国侯王吕尚所施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学术思想方面，则表现出不拘传统，富于创造，兼收并蓄，通变活泼的特征。这两种大相径庭的文化形态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初步融合的情形，而在汉初统一社会政治大势下“齐学”“鲁学”在新层次上的流变融汇，又占极重要地位。
如果进一步拓宽视野，汉初政论文的兴盛又不仅限于齐鲁文化的融汇，而具有战国诸子学复兴的意义。
汉初论说文虽旨归于“明于国家大体”的政教思想，但与汉代中期论说文相比，则尤具强烈的个性和炽热的情感，这一点直至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兴起时的论说文中才重新出现。
论证精严，形象生动，是汉初论说文艺术特征之二。在汉初论说文中，为强化政教意识，论证精辟严密；然观其艺术风格，又有战国游说之辞，论述事理，多喻以形象。
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汉初论说文艺术特征之三。
汉初论说文的政教思想以“治世”与“痛世”为两个支撑点，这表现于作家创作思想的两个方面的冲突与转化，深刻地揭示其文学的当世精神。
汉初论说文集中表现了政教思想。这种“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新语·慎微》），“《书》者，著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新书·道德说》）的作用，继承了先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象》），“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的文章教化观。
汉初论说文作家又以求真写实为标的，迸泄出激切的感情。他们感受与提倡的“美言似信，听之者惑”（《新语·辅政》）的真美、质美，既远承先秦文艺思想中儒家之“修辞立其诚”（《周易·乾·文言》），道家之“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的观念，又具有汉初多种文化交汇于当世精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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