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结合，如果是一种为了互相补充而作出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这令人想起原来就有的残缺；婚姻必须是两个自主的存在的联合，而不是一个藏身之处，一种合并，一种逃遁，一种补救办法。
夫妇必须不自认为是一个共同体、一个封闭的单位，而应该让个体作为如此这般的一分子融合到社会中，在社会中无须援助便可以充分发展；这时，个体就可以和另外一个同样适应于群体的个体极为慷慨地结成联系，这些联系会建立在承认双方自由的基础之上。
母亲和孩子们的关系，要从她的生活整体形式上来确定；它取决于她同她的丈夫、她的过去、她的思虑、她自己的关系，以为在孩子身上看到灵丹妙药，是一种有害的，也是荒谬的错误。
只有平衡的、健康的、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女人，才能够变成一个“好母亲”。
女人通过打扮与自然相连，同时给自然带来人为的必然性；她为男人变成了花朵和宝石：她也为自己变成这样。把水的起伏和裘皮的温暖柔和献给他之前，她先占有它们。
打扮不仅是修饰……它反映了女人的社会处境。
打扮这种社会主义，使女人通过自己的衣着方式，表达她对社会的态度；她服从既定秩序，给予自己一种谨慎的高雅个性；可以产生许多微妙的区别。
既然女人是一个客体，可以理解，她的修饰和衣着方式改变了她的内在价值。
优雅是一件武器，一个招牌，一个自卫武器，一封推荐信。
女人的历史——由于女人还封闭在她的女性职能中——相比男人的历史更加取决于生理上的命运；这个命运的发展曲线，比男人的曲线更受到阻碍，更断断续续。
母亲对长大的女儿的态度是矛盾的：她在儿子身上寻找的是一个天神；她在女儿身上找到的是一个分身。“分身”是一个模糊的人，它杀死出生她的人……
女人从来没有构成一个自主的封闭的社会；她们与男性统治群体结合在一起，在群体中占据一个附属地位；她们只是作为同类通过一种机械的一致而联结在一起。
她们同时属于男性世界和这个世界被否认的领域；她们封闭在这个领域中，被男性世界所包围，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安居。
女人只是在融为一体的文明和阶级中，才表现出不可征服的面貌。
在一个慷慨的女人身上，逆来顺受表现为宽容：她接受一切，不谴责任何人，因为她认为，无论人还是事物都不能异于本来面目。骄傲的女人可以将逆来顺受变成一种高傲的品质。
谈论一般都“女人”，和谈论永恒的“男人”一样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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