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社会稳定运行的根基，现在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学生和家长不信任老师，患者不信任医生，群众不信任政府，就是政府内部，也存在基层不信任机关，机关抱怨基层的现象。这种情况是很要命的，因为社会的基石不稳了。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讲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就像农村马拉车，马身上拉车的套与车辕的挂钩一样，没有这个钩怎么拉车? 人没有信，怎么做人？
小车的軏（yuè）
这个责任当然在上面，尤其居庙堂之高者，更应该具有历史自觉性，主动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如果9000万党员，能够按照党章要求，做一个合格共产党员，做诚实守信的模范，那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道德力量，必将引领时代潮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风气。
诚信如此重要，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强全民诚信建设呢？四书之一的《大学》里，对培养诚信提供了一种办法，就是“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对于致知和格物，人们有不同理解，如果“知”做知识来讲，那就有很多问题。现代社会的人普遍都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是比比皆是，拥有的知识不可谓不丰富，但这个社会诚信问题解决了吗？知识多就自然诚信了吗？显然并非如此。
直到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出现，才对这个“致知格物”做出了划时代的解读，那就是“致良知”理论。
人的内心充满良知，就不会坑蒙拐骗，就能做到诚实、言而有信，人做到诚信了，心就会端正和心安理得，内心端正了，人的行为就不会怪异出格，就容易符合社会道德规范。
一个社会，需要一些人自觉担当中流砥柱，他们拥有高尚情操，自觉占位，主动引领时代发展潮流。这种人在过去被称为“大人”，特指具有家国情怀，一心为公，有操守，有独立的中心思想，不人云亦云，能够为天下国家谋利益的人。与之相对的是“小人”，特指以自我为中心，缺乏操守，没有中心思想，容易受不良思想的影响，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为了一己之私不考虑他人感受，甚至会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
毋庸置疑，古往今来任何社会都迫切需要大量的“大人”，他们是国家脊梁。《大学》里的大学，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中学、大学之意，它指的是顶天立地、充满社会责任感、具有浩然正气的“大人”之学。
要立志做一个大写的人，首先需要清除的是自私自利思想，要胸怀苍生百姓，格局要大，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杂念，但起码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面前，一定是将个人利益放在最后，这就是古人推崇的“明德”。
说文解字里这样解释德，德者，得也，就是让别人得，让自己吃亏。一个有道德的人，一定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心为公、心系百姓，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家国情怀的人，像大禹治水，九过家门而不入，像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了国家重器隐姓埋名、与世隔绝、淡泊名利，他们都是道德模范。
以德治国的精髓，首先要求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各级政府官员、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具有慈善能力的财团老板。春秋责备贤者，国家政权的各级官位应该“陈力就位”，应该“德位”相配，所处的官位越高，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重。那些盗取权位，“口言善、身行恶”的官员，是社会的最大毒瘤，是国之妖，也必将因为“德不配位”，而“必有灾殃”。
《大学》里对大人之学是这样定义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也就是说，要立志做一个大写的人，方法是像擦拭一面明亮的镜子一样，力争使它无纤毫灰尘，如果把明镜比喻为明德的话，这个不停地擦拭过程就是第一个动词“明”。
后面的“亲民和至善”是对明德的进一步阐释。亲民，即具有民本思想，胸怀苍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善，即心存良知，没有一点坏心眼。
由此可知，一个大写的人，是具有明德的人。要培养明德，就要按照《大学》交给的方法，通过“致良知”来实现。一个人内心只有充盈着良知，像一面一尘不染的明镜，才能恶念不生，这才是至善的明德境界。
因此，“致知在格物”，应该理解为，人的良知不是虚无的，不能停留在概念中，要在面对每一事每一物中，体现良知，用良知做好每一事每一物。同时，一个人也需要在每一事每一物中，戒慎用功，在具体事物中不断磨炼良知，从而使一个人的良知良能得到增进和扩展，这就是“物格而后致至”。简而言之，就是用好的初心去做事，这样在做事的同时，也增长了自己做好事的本领。
这是王阳明对中国哲学的巨大贡献，改变了宋以来，在杂糅了佛学思想的宋理学说引导下，人们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弊端，把人的内在修养与做人做事关联起来，使内修与外用统一起来，使中国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对于“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致知”，我有一点小体会。
上高中时，我所在的班有70多人，一开始我的成绩在班里倒数第8名，按照这个成绩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对未来也是不敢梦想的。那时的大学还是高不可攀的，应届班的本科录取率在10%左右，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成为国家干部，就鲤鱼跳龙门了。
懵懵懂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突然想明白了，与其整日焦躁不安，幻想得到幸运之神垂青，还不如脚踏实地努力去争取。平时纠结于每门课程分数多少，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你能把一份儿考卷上的试题都做对了，你不就是满分吗，清华北大不是任你挑选吗?
之后，我沉下心来，心无旁骛的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一个个知识点上，放在了一道道题目上，通过对具体题目的琢磨，来一点点提升自己。
当一个人沉下心来做一件事时，自己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反而觉得自己特别笨，很多题目都不会做，但同学们却说我进步特别大，由班里倒数第8名，最后稳定在班里第四名。
我想“致良致”的功夫与此大体相同吧，只要一个人能够持之以恒，在一个个具体事物上下功夫，终会有所精进的。从另一方面讲，笼统的说一个人有良心、没良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最关键是要把良心体现在一事一物上，用良知良能努力把每一件事做好。这也许就是“知行合一”精神的最通俗理解了。
韩愈在《原毁》中讲到，“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我想说，我们不要再像卫道士一样来咒骂这个社会道德沦丧了，也许我们在骂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骂我们。从自身做起，随手关闭长流水的水龙头，按下开关熄灭白昼依然亮着的灯光，能帮人时就帮一把，但不要祈求任何回报……
如果全社会每个人都能在“致良知”上面下功夫，那么这个浮躁的社会也许会稍许有所改变，那些心无所安、一天天划拉手机看花边新闻的人，可能会停下手来。静生慧，人静了，心安了，人的慧根就会闪现，社会也许就会沉淀下来了。
“致良知”是王阳明学说的精髓。日本历史学家高濑武次郎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对日本的崛起有很深研究，他发现：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可以说，王阳明的心学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做了思想准备。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达武昌，与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在谈话中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从此，全体中国人民跳出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改革开放走上新的征程。
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认祖归宗了。
我们也不需要想的太高太远，每个人就从力争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始吧，用人人“致良知”来荡涤社会的丑陋，使诚信之树和知行合一重新在中华大地上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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