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民证

一夜之间，张家三处院落全部被日本人放火焚烧，整个院子被烟火熏烤得黑殃殃的一片，烧毁了门窗的窑洞像张开黑洞洞大嘴的怪兽，在呼啸的寒风中显得萧杀和凄惨。三天后，张家人从吉仁巴庙（红旗庙）把惨遭日本人杀害的老掌柜张海金和他的两个儿子张铁锁、张铁林用马车拉回了元山村，整个张家沉浸在惨烈的悲痛之中。

自一九四零年夏秋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开展了百团大战，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消灭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使得日军不得不对八路军有了新的认识，为了报复华北的抗日军民，在四零年的冬季，侵华日军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在进行了空前的大“扫荡”，他们为了强化治安，到处抓捕屠杀抗日军民，实行了惨无为道的“三光”政策，后大滩也处在血雨腥风之中。

就在张家父子被日本人杀害不久，陶北区六名游击队员被日本的汽车队包围在黑山子的孤山上，全部壮烈牺牲，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后大滩，日本人的密探大肆活动，村民们看到路边走过的陌生人，都远远地躲开，深恐惹祸上身。

日本人和警察队在后大滩频繁出没，人们在战战兢兢中苦熬着艰难的日子。为了增强日伪的统治，强化对后大滩的治安，日本人在黑山子山上修建了炮楼，驻扎了日伪军，并在各个村建立日伪控制的村公所。

这一天，村公所要求村里的青壮年都要去吉仁巴庙（红旗庙）照像，爷爷、大爹和父亲来到了吉仁巴，照像的地方是吉仁巴庙的一个挂着“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镶蓝旗第二维持会”木匾的偏殿，在维持会的门口，站着两个蒙古军，等候照像的人在门前排出长长队列，有几个人在队列的前后徘徊观察，随着照像的进行，有些进去照像的人并没有从里面出来，爷爷他们进入了偏殿后，排在他们前面的一个人就让那些人指认后，蒙古军强制把他从侧门带走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村公所给照像的村民发了灰色硬纸皮的良民证，每本良民证上都贴着本人的像片，外出必须持有良民证，否则一旦发现没有良民证，就按“红胡子”处理。日本人实行了“禁霄令”，不允许夜晚点灯，也不允许晚上多人聚会。

胡子是日本人对土匪的称呼，他们把八路军及其领导的地方武装通称“红胡子”。

一天夜里，奶奶肚子疼，剧烈的疼痛让奶奶实在坚持不住，爷爷认为这是急性霍乱，需要用针刺破手指放血，他在黑洞洞的窑洞中替奶奶捋好手臂，并用带子扎紧手腕。家里实在太暗，没办法用针刺破手指放血，爷爷偷偷地点亮了灯，没想到爷爷还没有完全用针刺破奶奶的手指，日本人就闯进了院子里，砸开门进来就查了爷爷他们的“良民证”，看到爷爷、大爹和父亲都有“良民证”，就让爷爷交出“红胡子”，爷爷与日本人的翻译官好一顿解释，日本人才离开。

其实平时日本人夜晚很少进村子，这天正好有一股日本兵从村子南边路过，那天爷爷的运气真的好，他刚点灯，就被这股日本人发现了。

那个年代，人们得了肠胃炎都称为霍乱，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只能用土偏方治疗，刮痧、放血、拔罐等进行治疗，在那个社会中，人命真的如草芥一般。

那是四一年，有一个外地人来到了元山村，这个外地人说自己是旗下营人，来这里寻找被人拐走的女儿，由于走得比较急，忘记带良民证。保甲所让他找保人，可是元山村和周围都没有认识的人，村里人不敢给他当保人，他就被保甲所以八路军探子的名义抓了起来，据说保甲所中的一个团丁，看到该人穿着打扮很像一个有钱人，想从他的身上搜到钱财，没想到有此人身上没有带钱，一个外地人来这里找女儿，不可能不带钱，肯定被他藏到什么地方了，晚上他就和他的弟弟把此人带出来，逼他交待藏钱的地方，此人受不了团丁弟兄的毒打，称自己把钱藏在村子南边的一个土洞内，弟兄俩信以为真，就把他带到村东南叫“旮旯堰”地方，结果没有找到钱物，最后兄弟俩把此人残忍地打死了，名目张胆地直接抛尸在那里，保甲所以此人为八路军探子原由，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一年日本人在康保儿城修炮楼，村公所让爷爷家出一人服劳役，由于大爹已拖家带口，四爹还小，只能让父亲去，这是父亲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出门，他和村里其他人在村公所相关人的带领下，来到了康保儿城。

他们一行人步行来到城门时，已经下午太阳即将落山，进城需要“良民证”，这些修炮楼的人中有一个吕姓的年轻人，由于没有及时准备好“良民证”，日本人的枪托马上招呼到吕姓人的身上，多亏了当时领队的解释才进了城。

进城后被安排在警察队院内的一排房中，并用白土画好的线区，不能走出此区，还有警察守着，父亲他们是为警察队修炮楼，早晨天亮干活，中午吃饭，稍作休息就干活，晚上一直干到天黑，回到宿区，由警察送入宿区吃饭，修炮楼的活很重，稍不注意就会受到监工警察的毒打。

警察队只有一个日本人，那些李守信的警察称这个日本人为“指导官”，所有警察都得听“指导官”的指挥。一个月后炮楼修好后，父亲才回到村里，终于结束了这次的劳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