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化领袖？顾名思义就是文化界的领导者。一般来说文化领袖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二：具社会关怀，敢说真话，不依附政治权力。
三：在某领域的学术成就有较深广的影响。
四：文化领袖的影响力为自然形成，非官方加持。
在古代的某一个时期，很多人都曾承担过中国文化领袖的角色，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孔子，宋朝时期的欧阳修和苏轼，以及明时的朱熹。都在各自的时代担当过文化领袖的责任。
民国时期，哈哈，对，又是民国。民国既是一个战乱、贫穷和屈辱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开放、包容和自由的时代，是知识分子最受重视和最有尊严的时代。这个时期，从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到傅斯年，都先后成为过某一时期的文化领袖，他们都具有上述文化领袖的四个特征。郭沫若在武汉和重庆时期也曾起到过文化领袖的作用，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有公认的学术成果。但新政权成立后郭成了犬儒，唯领袖权威马首是瞻，写了大量的歌讼领袖的诗词，而对甲骨文的研究却无新的成就，自然而然地就失去了其真文化领袖的地位，仅成了官方加持的文化领袖。
其实在新中国时期有不少人是有可能成为新时期的文化领袖的，但却失去了四个特征当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自然也就得不到大家认可，从而也就不具备了第四条，其结果不言而喻。
其中较典型的有冯友兰和陈垣。
冯友兰思想上经历过深刻的“洗澡”（借用杨绛先生的观点）过程。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思想之独立、人格之自由可谓可歌可泣。他的两篇雄文“致陈立夫教育部长的公开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以及他在哲学领域的成就足可以让他站到文化领袖的位置上，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让他一度迷失自我。那个时期，冯友兰太亲近权贵和政治，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学术上都丧失了独立和自由。从其送给领袖七十七大寿时的贺诗就可见一斑：“今日成功大，当年预见先。精神变物质，旧国换新天。寿考南山定，威望北斗悬。帝修临末路，世界有延安。”，类似于这样的诗，冯在那时写了很多。好在到了晚年，冯在思想上和学术上都进行了反思和修正。
陈垣没能成为文化领袖的主要原因和冯友兰的基本相同。陈垣在宗教史和明史的研究上颇有建树，在史学界他和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二陈”加上胡适又被称为“二陈一胡”。陈寅恪、陈垣和胡适三人私交甚好，经常切磋讨论学术问题。但陈垣自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之后就不同往昔了，在信中他婉转地表达出了与胡适“划清界限”的意愿，走的基本上也是“洗澡”的过程。对此，俺不能不感到唏嘘和感叹。
时间进入到八九十年代，这时的文化界曾寄希望于王蒙成为文化领袖。但王蒙太过于聪明，只能做官方的文化部长，担当不了文化界的领袖。
从九十年代至今，文化界逐渐没有了“文化领袖”的说法。如果按照学术上的实力，贾平凹、莫言和阎连科是能挑得起文化领袖的担子的，也基本具备上述四个特征。但此时的领袖只准有一个，哪能有什么“文化领袖”。一山不容二虎，不管是泰山、嵩山、五台山、井冈山还是八宝山，无论是哪个山头，一山只能养一只老虎，威震天下的只能是那只吊睛白额猛虎。
总而言之，之所以不见了文化领袖，是缺少了结出文化领袖的土壤。没有好土，哪来的好果子。这正如俺家乡的那两块田地，东北地是淤土地，西南地是沙土地，沙土地上种出来的红薯又大又光滑，吃起来香甜可口，而淤土地上结的红薯满身是窟窿眼睛，看一眼就没有了食欲。
没有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育，想种出文化领袖来，岂不是笑话？
培养文化领袖跟种庄稼差不多，得有肥沃的土壤、清洁的水源和温暖的阳光。
202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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