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读着最让人感触的是文章的开始部分,她将大悲大恸不动声色的流淌在笔端,几乎让人不忍卒读。
读到后面就有了更多的烟火气息,夫妻两个极为高端的生活品位,在极困难情况下的冷静旷达,不管外界有什么样的风云变幻、风吹雨打始终如一坚持读书…………越来越多的细节地方更能吸引着更多读者沉浸其中——
今儿就来瞅瞅杨先生笔端的圆圆(钱瑗)吧。
钱瑗于1951年秋考取了贝满初中(女十二中的高中一年级,其中她的代数考了满分。这个成绩是在钱瑗三年初中仅上了一年的情况下获得的,毕竟她初二初三两年都休学(因为身体不好)。
三年仅上一年如此厉害的成绩怎么得来的?原来在他休学期间,妈妈杨绛教她的数学(包括代数、几何和三角)、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爸爸钱锺书,每周周末为她批改中、英文的作文,因为爸爸那个时候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还兼任英译毛选选定稿组成员,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参加古典组的《唐诗选注》、《宋诗选注》………这么多的工作量,爸爸当然只能在周末才能回去了。而妈妈杨绛则是在清华任教期间还勤耕不辍,在做《吉尔·布拉斯》的翻译,翻译并重译了《堂·吉诃德》。当然,这二人从未曾间断过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的行为。如此惊才艳艳的人居然要“以勤补拙”(杨绛语)!这就是高端父母的顶级配置!在孩子的成长中既有高质量的陪伴,又有自己迭代式的成长,一直成长到自己的高光时刻!
父母果然是孩子成长的最早启蒙老师。
那么钱瑗真的就是靠爸妈超强的DNA和超级“小灶”“滋养”出来的吗?绝对不是。钱瑗打小就与众不同的,且看看她的过人之处吧:两岁左右的圆圆(钱瑗)每天听三姨教表姐(4岁左右)读《看图识字》,俩孩子面对面坐,一个读(四岁的),一个旁听(两岁的),而且媛媛还是一会儿楼上旁听,一会儿楼下和外公作伴玩耍。妈妈杨绛看女儿特别羡慕《看图识字》,就买回来了两册,大家等着“看圆圆头念书”呢,结果这孩子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大人起初以为是圆圆听熟了背出来的,仔细再看,竟然是媛媛在小表姐对面旁听时认的全是颠倒的字!这才两岁半呀!这学习能力也未免太强悍了吧!
我记得《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尹建莉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已经记不清了,但其中的一句话我还大体记得,说一个三岁左右的孩子在听读1000字左右的文章大约三遍左右就能背下来了。当时我还不曾做妈妈,对于这种说法还是很意外、很震惊——小孩哪有这么厉害呀?如今再看杨绛先生写自己女儿小时候的轶事,我是深信且明确的知道:启蒙期孩子的启蒙教育真的是关键期的关键帮助呀。
再来看看钱瑗小学6年是怎么过的。当时正值国家动荡,经济民生凋敝,钱老一家人过得也很是颠沛流离,杨先生的原话说就是“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钱老那段时间几乎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则一个月就得休学几个月,小学6年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1947年冬天还被查出患有骨结核,所幸后来治愈了。就是在这样惨淡情况下,圆圆竟读完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而且在爸爸的引诱下,妈妈的教导下,开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养成了像爸爸一样到哪里先找书看到习惯,家里满地都是书。以至于爷爷在孙女11岁时惊讶的发现孙子辈中“吾家读书种子唯健汝(钱瑗的大名,爷爷起的)一人耳”,因为无论爷爷考她手中正读的书,还是别的方面的学问都难不倒她,于是大为惊奇,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这个孙女从此跃居爷爷心上的第一位了。
圆圆初中在清华附中上学(三年初中休了两年),高中在女十二中,1955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自己立志要当“教师中的尖兵”。爸妈尊重孩子,并不干涉,给予孩子最大的自由。
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圆圆不仅眼睛快,记性也好,休学期间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传记、书信等。即使改学俄语后,英文仍然没有忘记。1954年复学后,学校外语学的已经俄语了,可是她却欠修4年半的俄语课,怎么办?妈妈为她请了一位白俄教授来补课,开学前的4个月时间,恶补,开学后顺溜的跟上了,而且还是班里的尖子,同时圆圆还与这位老师一家人成了好朋友。
这不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这不就是学霸吗?
求学路上圆圆展示出她惊才艳艳的一面,再来看她的生活、为人方面:
上学期间每周末回家,圆圆从来不肯把脏衣服和被单子带回家让阿姨洗,都是自己洗,完全不像个独生孩子那般的娇生惯养。而且还因为自己打小身体就弱,所以不具备资格评选“三好学生”。如此的独立,如此的正直诚实。
这样难能可贵的品质正是来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
文革期间,钱瑗看爸妈经常被大字报被红卫兵等搅扰得不得安宁,就偷偷带着父母住的自己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一间条件特别差的房子,阴寒脏乱,结果在钱瑗用钥匙开门时,左邻右舍都过来打招呼,得知情况后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已经不仅限于这一栋楼了………钱瑗的人缘之好,由此可见一斑。
钱瑗上高中之后进城住校,在学校里交了许多朋友,周末都到家里来玩,钱老夫妇只有一个女儿,女儿的朋友也成了二人的小朋友。后来钱瑗得了不治之症住进医院,她的中学朋友从远近各地相约到医院来看望她。连妈妈杨绛都想不到十几岁小姑娘间的友谊能够保留的这么久远。而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杨先生的朋友。
钱瑗的为人处事,人际交往不正是以父母为榜样而习得的吗?
对于对于女儿钱瑗,连钱老夫妇都很佩服。杨先生问:“她像谁呀?”钱老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
借用杨先生文中的一段话来佐证: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才”,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杯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如此聪明早慧又刚正敬业的钱瑗,父母的心头肉,却在1995年冬住进医院。(父亲钱锺书1994年下住进医院),此后80多岁的杨先生每天辗转于两所医院,分别照看她最亲最近的两个亲人。然医院相见,只能从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杨绛先生,只能做一个联络员,传递信息。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杨绛先生晚年读到这里,依然还是泪奔。百岁老人杨绛是怎样忍着痛失至亲的悲恸,坚强独立知性地在二十几年里依然勤耕不辍:2003年7月,出版散文集《我们仨》。2007年,出版《走到人生边上》。2014年8月,出版中篇小说《洗澡之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5岁。
杨绛先生晚年孩子是父母的投射,是父母的复印件,钱瑗身上的种种惊才艳艳,不正是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吗?从钱瑗身上,我更加明晰的认识到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有着怎样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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