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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的火爆，很大一个原因是它准确地戳中了我们生活在大时代之中的每个普通大众的痛点。
反观近年来的受到好评的国产电影，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时代洪流下裹挟的小人物悲欢成为国产影片的主要叙事内容。
在青春片和国产小妞电影的热度退去之后，犯罪题材似乎成为了荧幕的主宰。一方面，犯罪题材在网剧上的试水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从《余罪》、《法医秦明》到《无证之罪》和累计播放量46亿的《白夜追凶》；另一方面，该类影片成为新导演或者文艺片导演进入主流视野的有效方式，《白日焰火》、《心迷宫》、《黑处有什么》都是成功的案例。
更重要的是，犯罪题材影片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观察社会、批判现实的功能，当微观的个人命运和宏观的时代特征纠缠在一起，偶然性与必然性互相催化，终于在极端的情节中得到爆发和释放——它反映的不仅是个体，更是社会整体的压抑和创伤。
《暴雨将至》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部斩获了2017年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和最佳艺术贡献奖的影片似乎在国内票房上并未显示出奇迹。然而作为导演的处女作，配合段奕宏的表演，在影像表现和主题表达上都显示出不俗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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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将其称为中国版《杀人回忆》，尽管《暴雪将至》之中与《杀人回忆》有着诸多契合因素，比如相似的暴雨天作案，死去的女人，抓不到的凶手。
然而《暴雪将至》的用意并非去讲述一个连环强奸杀人案的追凶历程，而是去通过这样的一个悬疑外壳去讲述在90年代中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下个体社会地位、情感、内心的变化，呈现大时代下普通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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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以反类型的叙事和开放性文本呈现方式展示出这类犯罪题材影片的丰富面向：个人身份建构在集体主义之中面临困境，集体主义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不可逃避的话语体系，而当时代洪流滚滚向前，集体话语被打破，个人身份遭遇认同危机，社会又将呈现出怎样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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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自己是谁”
又一场强奸杀人案发生之后，同样的铁路桥下，余国伟冒着暴雨赶来，询问警察需要他怎样配合，极尽谄媚地点烟却被冷漠拒绝，并被警告：“你记着，以后守点规矩，别没大没小的，要知道自己是谁。”余国伟站在大雨中，看着警车从他身边驶过。
余国伟恰恰是在对于自我更高的期待、寻找新的社会身份认同过程中迷失了自我。
身份认同这一概念是社会心理学之中的重要概念，它揭示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寻找和确定身份认同是社会个体存在和发展的必要行动。
埃里克森最早将“认同”这一概念引入到社会心理学，相对于弗洛伊德所认为的人格发展是由于早期经历所导致的不同，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发展是终其一生的事情，人格发展的每个阶段是由认同危机来定义的，一个稳定的自我认同源自于对这些认同危机的解决。
对于余国伟而言，他走向的自我毁灭的原因是陷入了无法解决身份认同危机的困境，时代洪流之中的弱小生存者难以建立一个稳定的自我身份认同，而他却又是一个用力过猛去努力寻找自己位置的人。
影片开头，余国伟以背部出现在影片之中，在办理身份证的时候回答自己的名字：“余下的余，国家的国，伟大的伟”，并强调了“姓余，多余的余”，影片在开始就以姓名隐喻了人物的处境，主人公余国伟也在多年牢狱之后对于自我身份有了一些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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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雪将至》所呈现的90年代之前的中国社会阶层似乎十分明确：体制内与体制外。
而余国伟则是一名企业体制内工厂的保卫科工人，余国伟在自己的冶炼厂内有着“余神探”的称号。余国伟在工厂的地位是被仰视的，因而在1997年之前的余国伟有着稳定的身份认同。
然而1997年的社会变革，却实实在在地打破了余国伟的自我身份定位，经济体制的忽然转轨打破了他妄图进入体制的自我梦呓。
时代变革引发了他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
在这样的时代变革之前，尽管他声称“宁作鸡头，不作凤尾”，但是行为上却处处体现着希望从企业体制进入政府体制的愿望，他努力地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开强奸杀人案谜团，成为一名体制之内的警察。
余国伟的想法并不难解释，存在主义认为，人的立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只有人才是自己的的立法者。也就是说，人对于自我的认识始终是超越自身之外的，另寻目标才能解放并体现自我，摆脱现有可能，找到自我存在的可能，因而人们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寻求自我的处境当中，构建个体身份。
尽管他是工友之中的佼佼者，但是在警察体制的眼中却是一个多管闲事，一文不值的普通民众。影片中凶杀案发生以后，余国伟每次凑上去，热情地询问需要他配合什么时得到的答案永远是不需要。在警察的眼中，他只是在给警方的侦破添乱。
余国伟唯唯诺诺的眼神，忙不迭的小碎步表现出他面对体制内警察的卑微与怯懦。
如果说自我身份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的错位是使得余国伟走向自我毁灭的原因，那么原有社会身份认同的破灭则是他走向疯狂的直接导火索。
曾经在工厂叱咤风云的余国伟和别的工友并无区别：暴雨之中等在厂子门外被工厂领导点名，然而余国伟并不是这场清扫大潮之中的幸运儿，他与身后的寻常工友一样，都在这次时代的变革之中成为了被抛弃的一员，他们不再有权利进入自己的工厂，连私人物品也没有权利自己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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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国伟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不过是一本破旧的荣誉证书，饭碗茶杯和一本工作笔记离开，被无情地剥夺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归属。
至此，余国伟的自我身份认同全部被打碎、毁灭，曾经对于体制内的社会认同充满向往，而在这场“体制改革灾难”中，不仅仅遭受到向往的新的阶层社会的否定与不屑，同时也被自己原有已经获得认可的阶层社会所抛弃。余国伟的自我身份认同无法得到社会认同的尊重和肯定，身份建构的过程被中断，而自我意识和行为也走向了疯狂和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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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雪将至》中的案件原型来源于震惊中国的“白银案”，白银案的犯罪嫌疑人作案最多的时期也集中在90年代初期。
90年代的下岗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计划经济时代他们手里的铁饭碗是几代人生活的保障，他们的生活被整齐的规划在工厂之中，然而当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骤然失效，消费主义与个人享乐暂露头角。
旧时代的满地碎片让被国营工厂裹挟半生的人们觉得疑窦丛生又危机重重，被计划和规训过的灵魂不会知道，那些碎片在不久的将来将组成熠熠生辉的万花筒，他们只是惊悚于当下的崩塌，庄严的承诺不再奏效，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于是，人们只能在一种暧昧不明的气氛中独自摸索与等待。
《暴雪将至》展现了这群失业工人的众生相：有去灯光球场找乐子的，他们的苦闷无处发泄，只能回到最原始的性欲中解决；有道听途说传闲话解闷的；有的盗取工厂财产，企图在下岗之前多捞几笔的；更有隐藏在黑暗之中疯狂杀人的恶魔，所有人仿佛一夜之间都“变了性”，变得冷漠，迷茫而不知所措。
余国伟则是这次时代蜕变阵痛的代表性产物，习惯了组织和集体，无法脱离工厂和等级体制来存活，在这样的时代转换之中他不再能够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也没有了心理支撑和精神依托，而彻彻底底变成了“多余的人”。
他选择继续任由自己的偏执作崇，徒弟和女友在他无谓的挣扎中死亡，最后自身也在歇斯底里中彻底失去理智。
在整个悲剧里,他不纯然是受难者,也是施难者。
影片最后，余国伟拿到自己的身份证，坐上一辆中巴车，而车却发动失灵迟迟不肯离去，广播中传来即将有暴雪而来的讯息，得知一切真相的余国伟其实依旧处于迷茫和无措状态，他丢失的身份认同难以重建，他以为会有一个下一站，会有一个目的地，实际上这车可能并没有机会去到下一站，一直是停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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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除了关于时代背景之下小人物的身份认同的呈现，《暴雪将至》还有着更大的野心，它想要探讨的是人与真相的距离。
影片结尾，刑满释放的余国伟从老警察痴呆前留下的报纸新闻中得知了当年的的真相，看似是善恶有报的结局但却充满了戏谑，余国伟没有看到的真相却已经改变了他的半生。
他徘徊在即将爆破的厂子里，看到曾经授予自己荣誉的礼堂已经破败不堪，而看门的老者却向他强调1997年没有表彰大会，而保卫科没有效益也绝对不可能作为劳模被表彰。是记忆的偏差还是年轻的余国伟在表彰大会上慷慨激昂的演说配合兜头而下的“雪花”只是一场遥远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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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没有说明，而是以一种开放性文本的方式呈现给观众，用时间和记忆去模糊事实真相，营造出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氛围。
如同导演所言：“我们是特别容易相信自己的经验，认为我们了解全部。这样的一个场景来表现你自己以往经历的那一切可能没有发生过，但是又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去证实它，那么当事者怀疑，也让观看它的人怀疑，因此重新审视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记忆，我们整个存在的世界是不是最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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