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我才明过味来，原来他的一切企图的焦点图穷匕首见，他的这种图穷匕首见的亮相其实就是我们的这种扑朔迷离相遇与对话的意图，显然这次幽灵与幽灵的对话并非偶然，他是带着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何去何从任务来的，而且在我看来，这并非坏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许中国人研究，不许中国人说三道四，难道人家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意识形态就能禁止的了吗？而从这个意义说，我作为文化大革命垮了一代的颓废者，我愿意与老外探讨文化大革命的何去何从，这其中尤其对于我的历史之路说，我的探讨也不能紧跟他们的后尘，我的历史之路不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经济，外交，以及形形色色的思想进行我的研究吗？即使我的探讨，我的主观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再怎么艰难，再怎么孤立无援，再怎么磕磕碰碰，我也让我的探索与成果很难与西方学长学姐比肩。且不说我的由来已久的思想资源，我的完全出于自学的思想理论，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更艰难的是，中国的意识形态的环境能容许我这样的独出心裁的探讨吗？中国的政治权威与权贵们就怕来自于民间的研究中国的各种各种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人权问题，就怕中国的家丑外扬，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因为林彪事件受到挫败，可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体系，思想的来龙去脉，社会秩序的何去何从，仍然沿着历史惯性老牛破车的前行，而且在这种恐怖气氛下，谁研究文化大革命，谁将走向断头台，而对于这样的思想研究的先躯者，包括我的不三不四的半生不熟的研究在內，我们能如愿以偿进行研究和摆脱在劫难逃的命运吗？是的，显然如果我接受这种研究角色，我的未来命运很可能让这个大胡子拉下水，即使我跳进黄河洗也不清了。诚然，我的历史之路的研究能与他们西方的研究成果嫁接这一起再好不过了，可是这种嫁接实在让我不可承受之轻的之重，也说不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着间谍的风险为他们服务。而我的这种后怕并非我不买大胡子的账，毕竟我的血液是中国基因与文化的传人，我怎么为了美元而泯灭中国人的良心呢？幸好我的海关角色还没有泯灭，而且我的这种本来让我感到讨厌的海关角色，却在无意中拯救了我，并在这种拯救的同时，我也不能把他的索取文化大革命资料的诉求视为儿戏，因为在这之前的那条波兰船被我检查，被我捅漏子的事件仍然在我的心里耿耿于怀，肯定这样的不可回首的教训让我吃一辈子苦头了，我干吗在他的诉求前引火烧身？于是，我怕是让我最终向我的自我投降了，向我的历史之路下跪了，因为我不想再因为这个问题再在中国惹是生非了，幸好我还没有成家，要是成了家不等于把家庭毁于一旦吗？而且那种我的先验的命运与症结，在我的人生之路已经展开了一条无可选择的荊棘之路，我既不能以我的历史之路与西方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进行交流，也不能建立家庭，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而我这样的受累不讨好的存在让我成为一个社会边缘人。这意味着在我拿起我的历史之路的笔的时候，不管我怎么义无反顾的书写与创造我的历史之路的思想，不该我出山的时候，我的存在方式只好卧薪尝胆，于无声处听惊雷了，只好躲躲闪闪独善其身了，哪怕做一个思想的隐形者，我也没必要冒这样的风险，而且我深知我的性格弱点，既可以让我隐居在我的历史之路藏龙卧虎，同时也让我的人生一次又一次坐失历史之路的良机，最容易在历史之路的独木桥上走错思想脚步，而每走错一步无疑让我的人生付出不可小觑的人生代价。所以我想来想去，我的这种历史之路的人生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我所能做的仅仅是把这种人生代价减少到我的思想探索能接受的地步就应该烧高香了，而不能因为我的这种人生代价而葬送我的思想资源，更不能葬送我的由来已久的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沧海横流的本色，而为了充当这种角色，我不在乎我的人生代价如何，不在乎我的人生是否成家，不在乎远离真理，远离权力，远离现实。因此，我在解释文化大革命与人生之间，在思想与家园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弹性，保持一定的平衡，我才不至于陷入在劫难逃的命运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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