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80）

不一样的曾国藩（80）

第十章

刘蓉学术有奇气      乡贤垂范亦政知

躬身经世实践建事功

关于刘蓉的经世实践，广为人们所知的是他参与创建湘军及之后建立的事功。其实，刘蓉二十出头时，已经尝试参与地方事务。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曾国荃给曾国藩写信，谓刘蓉十五年前“不得志于有司”，辄早在道光十六、七年刘蓉可能因进言而与当政不谐。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刺激他深入考察社会弊端，其时刘蓉仅二十五岁。大概在十一月，他撰诗寄给时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中的郭嵩焘，有“酒酣灯烂雄谈剧，望尔澄清揽辔时”句，期望他为国立功。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上书大吏，指出中国之所以被英国欺凌，“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外患不可忧，可忧者在自身。为此，他详细分析了五个方面的内忧。此书长达数千言，覆盖吏治、政教、民生、治安方面的弊病，论事委曲周详，观察入微。青年刘蓉阅历之丰富，眼光之敏锐，思想之深邃，令人惊叹。而情绪愤激，禁不住流露于笔端，故对当局多有批评之意。

罗泽南看了以后，很是担心，劝他谨慎从事。对于鸦片战争的惨败，刘蓉耿耿于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致书曾国藩，希望他为朝廷出谋划策，以免重蹈覆辙：“和议之成，令人愤悒。彼虏何厌，行复逞耳。然往者莫追，来者可惩，及此闲暇，亦颇为内修外攘之计否也？执事既列朝籍，正宜蕴蓄经纶，以需时用。”

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咸丰谕“九卿科道等有言事之责者，就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陈奏”。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先后上《应诏陈言疏》、《请设坛祈雨疏》、《条陈日讲事宜疏》 。刘蓉得读后，写信给曾国藩，认为培养人材最急迫，因建议“仿宋胡瑗教授湖州之法，增损以颁诸学宫，诏天下郡邑守令聘蓄道德、通经术者为书院之长，拔其士之有材识志业者，廪于学官，随资性所近，分经义、治事等斋，类聚而时教之”。

对国家，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建言。而在桑梓，在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上他都有深度参与。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朱孙诒署湘乡令。在此之前，他历任宁乡、长沙、酃县令，皆有政声。抵湘后，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钱粮征收。先是，钱漕由书吏征解，农民受害不浅。咸丰元年（1850年）三月，他将曾麟书等知名乡绅请至县城商议，五月制定新的征收办法，不复假手书吏，百姓颂声载道。曾国潢敬佩地说“此事朱尧师、刘霞兄、赵玉班、刘月槎先生、贺石农，皆是有百分功劳者”，说明刘蓉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件大事是练团剿匪。朱孙诒到湘乡前，王錱、李续宾已有练团经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新宁李沅发乱起，王氏集里人练团，李氏则应彭洋中之请，在宝庆练团。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太平军起义，湖南震动，湘乡境内会匪骛起。咸丰元年秋，王錱乡试归，倡团练，朱孙诒制定团练办法，刘蓉父刘东屏办六合团。八月下旬，刘东屏、刘蓉带乡勇二百、朱孙诒带数十人，捕获匪徒数十人，朱氏受枪伤。二年（1852年）五月，太平军陷道州，湘乡危急。朱氏因与刘蓉商团练办法，刘蓉认为乡团保伍之法非一时所能猝办，就城募勇为当下之亟，以捐输解决经费。七月底，太平军攻长沙。八月末，刘蓉至县城协助朱氏募勇训练。九月，为团练立连坐法，并两次致书在家守制的曾国藩，邀其往县城商办团练。十月，与朱孙诒、罗泽南平杨家滩匪。十二月，曾国藩奉到帮办团练谕，郭嵩焘、刘蓉先后至曾家，劝其到长沙帮办团练，曾氏遂以朱孙诒、罗泽南、王錱、刘蓉、易良幹、康景晖等人训练的湘乡勇为基础，拉开了创建湘军的序幕。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朱孙诒致书时在家乡守制的刘蓉，认为他“实为当今第一流人物”。毫无疑问，这个评价与刘蓉在服务桑梓、创建湘军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刘蓉既是理论家，也是行动家。郭嵩焘说他有“兼人之勇”，确为客观之论。其勇，表现在学问上，敢于挑战前辈大儒，不随潮流，走自己的路。表现在经世实践上，敢于批判现实，不惧当政，关心民瘼，并为改革社会而付出实际行动。当时，大多学朱子者，“但守心性理气之辨、太极《西铭》之说，以为的传，所以只做得个闭门独坐、泥塑木雕的好人”。相形之下，刘蓉、罗泽南真可谓卓然高枝，孤独勇士。

至咸丰三年参与创建湘军，刘蓉穷研理学盖十七年。论其对理学的贡献，陆宝千先生一方面肯定他对重振理学之大功，一方面认为他缺乏创见：“蓉于理学,就其力脱考据之学风而言,可谓豪杰之士；就其阐扬斯道而言,则并无何精义卓见之创获。”这自然是以一个很高的标准来观照的。刘蓉对程朱理学极少发明，理学撰述也不多，仅《<思辨录>疑义》一部而已。与罗泽南相比，理论建树确是单薄。不过，从其正本清源、与师友的切劘中，可以看出其对程朱理学的固守。从其推动会讲、培植后进中，可以看出其对恢复理学荣光的一意笃行。从其对国家、地方事务的关心、参与中，可以看出其对理学精神的殚力躬行。因此，以“醇儒”称之，可谓名实相副。

乡贤垂范亦政知。晚清时期，湘籍官吏、将领退休、遭免职时，往往回到家乡来。由于他们的影响力大，其实朝廷是十分担心的，因而历届湖南巡抚还无形中承担着一个职责，即对这些官吏、将领进行监控、不定期汇报他们的动态。而刘崐担任湖南巡抚时对这类人的保护与爱惜，天下皆知，受其庇护者如彭玉麟、蒋益澧、杨岳斌、刘蓉、边晓堂、刘典、李元度、曾国荃等都对他甚为感激，也缔结了不浅的交情。其实，这些人回乡成为乡人榜样，不仅带动了湖湘文化的传播，而且他们也多成为了刘崐知晓湖南乡情、掌握地方官吏与百姓真实动态的抓手，甚至不少人还参政议政，成为他实施政事的重要参谋，譬如刘蓉。

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罗泽南等皆是至交好友，在咸丰时期与罗泽南、左宗棠被湖南士人合称“三亮”。他的父亲刘振宗，是湘乡较为有名的士绅，经营着不错的家业，当年曾国藩赶考时还曾到其家借盘缠。他少年即自我约束严格，后来在《习惯说》一文中他曾讲到，他的起居室有一个小坑，久而安之，但某日父亲来视，笑他“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他悚然警醒，得出“君子之学，贵乎慎始”的结论。但参加科考，“三亮”皆是极不走运之人，科场不畅自然仕途不举，刘蓉于是潜心于理学，钻研“有用之学”。

刘蓉主张学为匡世济民，但心气傲岸，难为世人所容，是故太平天国兴起，他虽以天下为念但并未及时出山。直待曾国藩在湘办团练组建湘军时，邀请其与郭嵩焘为幕僚，三番五次拜门后，刘蓉才未推辞，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做事出主意在所不辞，但曾国藩不得保荐自己为官。曾国藩为之感动，吩咐账房：“刘、郭与己身同，惟所支用，不为限制。”

可能正是在此之际，身为湖南学政的刘崐，已经开始与刘蓉有了往来。但是他们具体如何交往，至今无详实材料佐证。可知的是，刘崐对于刘蓉的才干颇为欣赏，以后一直与其保持着书信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