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凌波 苏历铭
2014年3月26日下午
《北方没有上帝》诗集的来龙去脉
苏：其实我们大学毕业前，我们开始商量长春的几位大学生诗人共同出一本诗集的事。记得1985年春节前，你从牡丹江乘坐八个小时的慢行绿皮火车来佳木斯，一起非常严肃地商议这本诗集应该怎么去编，一晃快三十年了。当时我们为这本诗歌合集商量出好几个名字，可是最后你操刀时为什么舍弃备选的书名，自作主张地把这本诗集命名为《北方没有上帝》呢？后来《北方没有上帝》出事了，被审查的时候我们单位负责的老太太专门质问我说，北方没有上帝，难道南方就有上帝吗！当然她完全是从非文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但你突兀地用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那些诗是不匹配的。
朱：作为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来说，我也是满怀一腔热情，觉得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之中，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骨子里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当然也包括理想主义，这种冲突的本身成为我叛逆的理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商银行，整个组织体系等级森严，感觉与预想的反差特别大，特别失望，叛逆感就更强了。正好要出这本诗歌合集，我就把这种反叛和愤怒的情绪移植到这本诗集的名字上了。实际上就是说，这本诗集的这个名字呢，和整本诗集的内容是脱节的。
苏：实际上你是用这个书名来表达你个人内心的反叛意识，我在想，这本诗集在当时整个中国大学生诗人群体中是比较早的一本合集，很多同一时期写诗的诗人都记得这个诗集，实际上其中的诗歌作品是很不成熟的，然而我想说的是，这本诗集使你遭受到超出想象的打击和挫折，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朱：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没想到一本诗集能引起有关方面这么大的关注；第二个就是有关领导说我不适合待在省行工作了，让我回原籍。我当时感觉就是蒙了，没想到一本诗集能惹这么大的祸，同时也产生了彻底的反叛情绪，觉得社会跟自己已经完全格格不入了。
苏：在那个年代，实际上因为诗歌写作和诗集出版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诗人并不少，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你又是我们几个人当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人，这件事应该是影响了你的前半生，否则坐在我对面的你可能就是一个金融精英或者是一个贪腐分子。这件事的最后结果是你回到了原籍牡丹江，那个时候想没想过从此不再写诗？
朱：没有，那时候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不干了！因为有个深圳特区，觉得那里是一个改革开放实验区，去深圳，而且确实去了深圳，并且工作单位都联系好了，结果因为当时国家有政策，不能接收像黑龙江省这样边疆省份的所谓人才。我父亲也劝我，牡丹江整个金融系统只有你这么一个金融本科大学毕业生，好好工作吧，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当时牡丹江工商银行的领导，是我爸很好的朋友，有点像咱们这样的关系。既然深圳去不成了，洗心革面，好好工作，结果在银行很卖力地工作了两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个信息，说省行在我的档案里明确写道此人不可重用，这把我心里一丁点儿的希望彻底破灭。
“86大展”是一代诗人的精神出口
苏：那能不能这样说，我们这一代人理想主义青年，内心都有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想做出巨大贡献的愿望，只是现实让我们和美好的初衷决裂了。从你自觉不自觉的离经叛道，到最后由希望到失望的转变，或者叫自我觉醒，这种经历对你后来全盘接受现代主义诗歌的理念，投身到现代主义诗歌活动，是不是有着直接的推力？
朱：这个事件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转折点。记得当时深圳没去成，但我对深圳一直没有死心，所以后来我又去了深圳，当时徐敬亚、吕贵品都在当时的《深圳青年报》，在大学的时候通过你知道吉大有个赤子心诗社，对他们其实是非常仰慕的，只是没有机缘结识他们，所以去深圳拜访老徐时是一种朝拜的心情。当时去他在红岭的一个小屋子，天气很热，他是穿着背心还是光着膀子，记不清了。我喜欢深圳，一是它的改革开放，二是与东北迥异的气候。我印象特别深是在深圳第一次喝上可口可乐，感觉就像中药汤立马就吐出去了。记得当时写过一首诗，说深圳下的雨都是温暖的。通过徐敬亚，我感觉深圳是现代诗崛起的希望所在，从那以后我决定彻底投身到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把诗歌当作自己生命当中唯一可以坚持的东西，甚至跟生命一体化，把职业和其他东西都视为生存的外在形式。1986年是相当重要的转折点，老徐准备在《深圳青年报》搞一个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当时我是作为老徐发起的这个活动的一个主要二传手，他还找了孟浪、海波、尚仲敏等人。老徐用他标志性的左撇子手书了一封邀请函，他的字龙飞凤舞的，然后我们就负责跟全国各地的诗人联系。
苏：我当然知道你是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活动的主要推手之一。
朱：老徐回顾那次大展主要参与者第一个就说了我。那个时候感觉现代诗成了生命唯一的表达方式，对现代诗活动达到非常狂热的程度。由于之前《北方没有上帝》等一系列的打击，我加剧了对社会的叛逆，事实上对现代诗过分的狂热，反而对诗歌写作带来一种伤害，就是无法沉下心来很纯粹地写诗。说实话，不仅是我，我认为很多人的诗歌，在那样一种情况下，诗歌的纯粹性是远远不够的。
苏：我个人认为，即便没有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当时也会有其他影响中国诗歌走向的大事件发生，毫无疑问，大展直接导致了诗歌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在当时一大批优秀的民间诗人一直沉在社会之中，像是一团团的火，他们很难被所谓官方认可，你来协助老徐做这件事情时，首先你是不是对这件事情非常认同，是否意识到大展将对中国诗歌产生巨大的影响？
朱：我是完全认同大展的意义。因为当时呢，就是说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民间诗人，自己宁愿选择去刻蜡板油印，对主流天然就有一种抵触，老徐在《深圳青年报》创造这样一个窗口或者是一个平台，让大家非常兴奋。而且我认为它的意义，不仅是给这些边缘诗人找了一个发表的出口，更是为人们追求个性，追求自由，追求理想主义，找到一个恰当的平台，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现代诗，而是一代人的精神出口，所以我是完全认可，并且全力投身推进这个事情的。
苏：在大展前后，记得你经常是从牡丹江跑到深圳，在北京我的单身宿舍多次做过你的中转站。在你的内心深处，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中国不再是以前的中国，不会一下子把我们闷死，能自由呼吸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朱：其实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出现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整个社会已经在营造开放的氛围，尽管《北方没有上帝》被收拾一下，但是并没有感觉到我们父辈在反右时期和类似文化大革命遭遇的风险，那是彻底没有出路，现在则不同，叫孤注一掷也好，叫极端主义也好，叫疯狂也好，完全被现代诗运动点燃了激情，我可以不管不顾，处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完全就不考虑个人代价的问题。
苏：1986年的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好像一共有70多个流派，我就是被你忽悠进去的，临时拼凑了“男性独白”诗派。我想说的是，你在联系参加大展的诗人时，是不是事先拟有倾向性的名单，依据什么诗人的。
朱：当时的原则是很模糊的，唯一的原则是选择地下诗人。我记得那个阶段不断收到全国各地诗人寄来的民间诗刊，实际上这个网络自然而然就建立起来了，每天都能收一书兜子，不仅有四川、北京、上海的民刊，很多小地方也寄来油印的民间诗刊，觉得他们好像跟我一样都属于被压制，没有发表园地又充满对现代诗的激情，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来跟他们联系互动的。
苏：我想说的是在86大展的整个过程中，除了徐敬亚、吕贵品等人外，你和孟浪等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算是为现代诗呕心沥血了。你在深圳摔碎了牙齿和下巴是在大展之前还是大展之后呢？
朱：在大展之前。当时趁我老爸出差的便利，我也跟着去了，老徐搞了个深圳现代青年诗人协会，我就是赶去参加成立大会的那个仪式。当时孟浪在深圳大学，深大还有几个大学生诗人，其中就有后来比较有名的蓝蓝，他们几个人邀请我去深大做一次演讲。当天白天先去蛇口看一个朋友，他说你骑自行车去演讲，晚上回来到我这儿住，可以好好聊聊。当时深南大道还没有完全修好，我骑车骑得非常猛，没有指示灯，结果一下子车掉到工程地沟里，整个下巴前冲式地撞到车把上了，哎呦，十几分钟是蒙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完全没有知觉了。那个沟大概有三、四米深，自行车掉进去了，幸运的是我没有掉进去。逐渐清醒后，我从身上摸出打火机，先找到把眼镜，突然感觉满口都是牙，牙齿全都松掉下来。好在随身带了一本香港出版的现代西方绘画史，花了我五十多块钱，尽管很是心疼书，但没有办法只好把那本书撕了，一边擦血，一边把自行车拎上来。骑车回去找我那朋友，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我的朋友家。
苏：为什么不直接去医院？
朱：初来乍到的，根本不知道医院在哪里，首先的想法就是找到朋友。朋友推门一看，以为我被抢劫了，我又说不出话，就报警了。到了医院，需要立即手术，蛇口医院的大夫说，要是手术的话就破相了，因为要从两个耳朵把下巴掀开，我那哥们说这可不行，他是著名诗人怎么能够破相！蛇口医院说，那就送深圳市区吧，到达深圳人民医院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开始做手术，整个手术没有使用麻药，我的整个身体痉挛地进入幻觉状态，真的是疼昏过去了。我当时兜里没带钱，医院给老徐打电话，老徐、小妮、贵品来看我，他们第一个反应以为我喝酒喝多了，来的时候竟然还带了几罐啤酒。我住了一个月的院，整个牙齿被铁丝裹住，不能吃东西只能进些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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