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前夕，我爸来到了天津。他说唐山新成立了一个曲艺团，准备带我去面试。我俩在音乐学院大门前合了张影，就带上行李去赶火车了。
那时唐山火车站正在重建，我们下车的地方是一个临时站，很破很乱。问路的，叫卖的，旅馆拉客的，开黑车的...男女老少嘴里发出一声声七拐八拐的声调，感觉每个人都是赵丽蓉家亲戚。不过村长说过，赵丽蓉其实并不是唐山本地人，具体是哪个村的我忘记了。
我爸带着我在人群中飞速地穿梭着，就好像他之前来过这里一样，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当年初到沈阳考学时的情形。他转头对我说，你马上要毕业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带你出来闯了。
我说，哦，那咱们先去哪啊？
他说，先找个面善的司机。
说完，他奔着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大姐去了。我打量了她一下，点着头想，的确很面善。随后，我们坐着她“倒骑驴”奔着市里驶去，停在了一家两层旅馆门前，我爸给了她7块钱车费。大姐笑呵呵地说，中啊，这趟我都不挣钱~以后常来玩~吧！
我们爷俩定了个标间，才65块钱一天，屋子里两张床挨得很紧，床脚挤着一台16寸电视，床头夹着一个四方的床头柜，柜上摆着一盒蚊香。我爸说，这种便宜的旅馆，蚊香比什么都重要。
稍微休息了一会，我爸便联系介绍面试的人，他让我打开琴盒在屋子里拉上几段练练手，我说这隔音太差了，我怕影响别人休息。他便说，这个社会最先淘汰的就是脸皮薄的人，别人休息重要还是你这辈子的事业重要？别废话，给我练。
到了晚上，我们终于和介绍人见了面，他对我的发型很不满意。那阵子我剃了一个卡尺头，远看像个秃子。介绍人说，我们这留你这个发型的人都是社会上的混子，你这很容易让人误会。
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他想想办法，就说我前阵子脑袋撞破了，需要缝针，所以都剃了。我说好。
之后我们找了一家高档饭店，点了一桌子让我流口水的菜，但我从小就被教育在外人面前不能胡吃海塞，所以忍了又忍，把口水又咽了回去。介绍人一杯酒下肚后便开始口若悬河起来，讲了很多大道理，告诉我如果面试成功了，进了单位，要低调。因为我是大城市高等学府出来的，而现在那个曲艺团里都是当地老艺人，虽然资历高，但是学历低，而且专业水平也很落伍，让我工作后不要抢了人家的锋芒。
我说没问题，肯定低调，我脸皮薄。说完，我爸看了我一眼。
转天上午，我们按照介绍人的要求，先去地摊上买了件白衬衣，黑腰带，黑皮鞋。一共花了110。接着就直奔那个曲艺团去了。到了那以后，我发现一切都很熟悉的感觉，这和我爸那个团太像了。我从小就在我爸的团里长大，这些搞艺术的人都一个德行，有的光头留大胡子，有的男人留长发，有的走路像跳舞，有的说话像唱戏，有的笑起来像哭，有的看你一眼就像孙悟空看见妖怪了似的...
反正没有一个正常的。
我被带到了一个会议室，围着桌子坐了半圈人，我爸和介绍人同一个裤腰带系到胸下面的男人寒暄了几句就坐在了门口的位置。
那个裤腰带男人简单问了我几个问题，便让我开始演奏。我扭了扭屁股，感觉椅子很难受，摸了摸琴弦，感觉手和弦上都沾满了黏黏的松香，抬头又看了一眼这些人，心里想起了在学校考试的画面。我琢磨着，我曾经给全国最顶端的民乐大师们演奏过，虽然现在是决定我一小段命运的时候，也犯不上紧张吧。
于是我伸手打算蹭蹭头发上的天然油，来润滑一下琴弦，没想到自己已经是卡尺了，两毫米的头发上压根也没油。索性一狠心右手抬起弓子就拉了起来，管他呢。
结果那个会议室的回声巨大，就像我在琴房的走廊里拉琴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真实感，但音色和音量是要多好有多好。
面试结束后，介绍人晚我们出来一会，再次见到他时是春光满面，笑着对我爸说，没问题了，毕业后就来这上班吧。我爸又给他买了很多水果，最后谁都舍不得转身地挥手告别。
回旅馆的路上，我问我爸这一个月给开多少钱啊。他说，一千二。我说，那也太少了吧！他说，以后就好了，好歹是个事业单位。我说，行吧，那我以后就离开天津了啊？以后就生活在唐山了吗？
他说，是呗。
等回到旅馆后，介绍人又打来了电话，说了几句后，我爸的表情由晴转阴。等他撂下电话我就问怎么了，他说，还是得拿钱。我问多少，他说八万。
我一个劲地摇头，我爸说找个工作花八万很少了，虽然现在家里挺吃紧，但你要是决定去，我就拿这八万。
我掰着手指头说，一个月一千二，八万，我得工作多少年才能回本？不去不去。
我爸拉开纱窗，伸着头对着外面抽了根烟，掐灭以后叹了口气，说，不去就不去吧，我感觉那个团的水平也不行，兴许以后你还有别的机会。
我在心里暗暗高兴，告诉自己可以不用离开天津了，可以不用在那个阴阳怪气的团里上班了。
三年后，我再次去唐山是去参加南南的婚礼，笑着和他说起这件事，他说幸好当时我没给钱，现在各个文艺团体都转型企业了，那个团在俩月前就解散了。
我愤世嫉俗的老爸
我和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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