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 旗
仗着自己是家里老小，刘老嘎达不但在自家杵倔横丧和横踢马槽，他在外边，也是照样跟别人吹胡子瞪眼地蛮不讲理。
屯子里有人预言道：这小子早晚得进“巴黎子”……
刘家是兄弟哥五个，没有姊妹。他们的父亲叫刘显恒，长的五大三粗身材，从小就是刺头一个。因为在学校不好好学习，长年的调皮捣蛋、打仗斗殴，还没念到小学五年级，就被学校给开除了。倚仗着老爹当生产队长，把他安排当了记工员。
按理说，那时候的生产队的记工员是不脱产的，每天和其他社员一样，正常下地干活，给大伙记工分仅仅是个额外的义务，铆大劲在年终时，多给点补助工分。可人家刘显恒年当了记工员后，竟成了脱产“干部”，整天的溜溜哒哒不干活儿，只是到傍晚给大家记一下工分而已。至于他自己一天挣多少工分，社员们就不便过问了。反正在社员们面前，这个年纪轻轻的刘某人，被异口同声地喊作“刘大记工员”。这里的原因，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几年过去了，“刘大记工员”刘显恒娶妻生子，并且一口气生了五个儿子。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农村生产队规定的是，分给社员家的口粮，不论大人小孩，不计年龄大小，一律人头给分配。即，成人每年每人分给的口粮是五百斤，而小孩也是每年每人分给五百斤，哪怕是刚刚出生的婴儿，一下生，就分给五百斤的口粮。
又一晃十几过去了，时间进入了八十年代。“刘大记工员”步入了中年，他那当生产队长的老爹早已因病去世，他的五个儿子也长大成人。随着土地承包到社员个人，过去的生产队改制为村屯名称。
且说“大记工员”刘显恒，他在年轻的时候，没能正经八本的参加过生产队种地的劳动，他对自己的五个儿子，自然就缺失以身作则去“传帮带”的样板效果。可想而知，这五个儿子就成了村里对农活外行的“半拉子”。好在他们头脑灵活，很快从别人那里得到各种“走出去赚钱”的信息。于是，从老大到老四这四兄弟，纷纷带着老婆去了外地打工。家里仅剩下了老五——就是刘老疙瘩。
刚刚二十岁的刘老疙瘩，骨子里遗传着爸爸刘显恒身上的所有属性。一是不愿意去努力吃苦，二是总是要想异想天开的“撞大运”。此时，“大记工员“老爹已经老矣，早就没有给儿子们撑腰助阵的能耐了。再加上刘氏兄弟们天性就是各顾各的小日子，四个哥哥谁没有想“拉兄弟一把”的意识，刘老疙瘩自然需要靠自己“下江山闯天下”。
在这种情势下，刘老疙瘩只好“自谋生路”了。
一开始，他的家人仅仅知道刘老疙瘩是和“铁哥们去了俄罗斯干劳务输出”，具体做什么内容的生意，都不太清楚。
反正他临走时，身上带着家里的二万元钱。
转眼三年过去，当年的“刘大记工员”和老伴相继病逝了。按老规矩，父母离世时，作为子女是必须在身边安排和处理殡葬仪式的。可是，刘家的五兄弟只有四位到场，唯独没有刘老疙瘩！
当他们兄弟之间相互询问“为没有不见老五”时，他们都不知道他现在哪里……
半年后，传来了刘老疙瘩的消息，还是外地的办案警察告诉刘家兄弟的。
原来，刘老疙瘩在三年前，他根本没有“去俄罗斯做劳务”，而是伙同几个狐朋狗友去了内蒙古的兴安岭某地，利用那里深山老林的偏僻的自然条件，竟然干起了伤天害理的犯罪活动。
他们花了不到一万块钱，购置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干起来了“接站送客生意”。 刚开始，他们还装模作样的在车站一带“拉脚送客”，搞点价格欺诈的小动作。后来，他们嫌靠“拉脚送客”来钱太慢，很是“不解渴” 。于是，就想出另一个招数，就是针对外地人进行抢劫钱财。
他们在客运站点附近，专门选择有外地口音的旅客 去“拉客”，一旦旅客坐上他们的车后，他们把车开到很偏远的地方，中途停下，对旅客进行搜身抢劫，将被抢者抛弃在荒郊野外，然后开车逃之夭夭……
由于他们也害怕恶行暴露，所以作案车辆使用的是假牌或套牌，而且作一次案就更换一次车牌、更换作案地点，这样就算受害人既使报案，也让警察难寻踪迹。
都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不，刘老疙瘩终于犯事了。
屯子里的人们并不感到意外，只因有人早就预料到他的下场了。
如果有刘老疙瘩思过反省的时候，他也许会把责任推卸到自己的父母头上：是他们在自己小时候，没有及时地管教他；也许还会抱怨：自己父母生前的所作所为，也是不咋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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