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民父亲

《我是歌手》中李健唱了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成为17年华语歌的流行曲目之一。这首歌是李健纪念他在7、80年代时的父亲的一首歌，歌词里的“庄稼”，“缝纫机”，“蓝色涤卡”，“露天电影”都是上一辈人的记忆，而我这个90后竟也听得红了眼。

我的农民父亲

我的父亲出生于1969年7月，是一个实打实的庄稼人，因为出生时村里在建祠堂，所以给取名叫建生。父亲的爸爸是个病体，当别人家的爸爸靠撑船、做煤窑挣家用时，父亲的爸爸却在看病抓药，加上孩子众多，家里更是一贫如洗，生在贫农家庭的背景注定了父亲一生的困苦。

1976年父亲7岁，到了上学的年纪却迟迟没有报名。开学后一周祖母还在东奔西走找邻居借钱，好不容易凑齐了两块钱的学费，父亲才敢去学校报名。上学后的父亲并不轻松，每天早上要把家里的两口大水缸装满水才能去学校，放学后要看牛、割猪草，别的小孩子在玩的时候他永远在干活。后来多了孩子，家里负担更重，有时候连饭也吃不上，经常是萝卜白菜和南瓜焖饭，说是焖饭那饭却少得可怜。

有一年青黄不接之时，家里揭不开锅，桌上一碗丝瓜、一碗南瓜藤、半碗蒸蛋，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盯着那半碗蒸蛋，最小的弟弟刚一伸手就被祖母的筷子打回来了，因为那是给当家人准备的。没想到祖父一上桌看见没有好菜就勃然大怒，一把掀翻了饭桌，把一天的劳累和因贫穷而来的愤懑全都发泄了出来。父亲和弟弟妹妹们见状慌忙逃跑，宽边的瓷碗从头顶飞过，胆小迟钝的大妹吓得不敢动，不幸被逮到打了一顿。夜深后，父亲才敢悄悄回家。

还有一次家里的牛吃了别家的水稻，那人把牛牵走了并说要赔钱才放牛，祖父听了暴跳如雷，怪父亲没有把牛看好，扬言要是敢回来就打断他的腿。父亲知道后不敢回家，躲在祠堂的稻草垛里睡了一晚。

这种挨打的情形在父亲的童年屡见不鲜，幸运的时候能躲过，躲不过只得咬着牙被打。

1981年夏天，父亲12岁，初一学期末。课后老师不耐烦地叮嘱把学费交齐，可是家里迟迟拿不出钱，也没有谁愿意借钱，捱到放假那天，祖父突然出现在中学校门口，把学费补上了。后来才知道祖父把小猪仔卖了，当时小猪仔是可家里的一笔大资产，通常都是要年前才卖，好用这钱置办年货。

这个暑假，父亲每天跟着祖父下地割稻子，脸朝黄土背朝天，渐渐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到了秋季，初二年级已经开学了，祖父却总不提报名的事，父亲也不敢问。开学两天后祖母把父亲叫到跟前，说：“建生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家里的光景你也是知道，光靠我和你爸的公分别说供你们上学，连吃饱都是问题，况且你爸身体不好，挣的公分不比人家多”，父亲一言不发，低头卷着衣角。

祖母抹了抹眼泪：“你是老大，从小就懂事，两个妹妹早就不上学了。”

“妈，我明天跟义生爸爸一起去马子岭砍柴，家里的柴不够过冬。”

“诶，诶，好，好！”

就这样，父亲从初中“毕业”了。

之后所有的重活、农活都落在了父亲小小的肩上。

第二年正月祖母的爸爸来拜年，见家里这般境况，于是介绍父亲去一个土窑厂干活。可是父亲却毫不知情，满心欢喜地以为是去外公家拜年，结果被带到了土窑厂，外公嘱咐了几句就走了。一个月后，祖父去要工资，父亲见了非常欢喜，买了肉招待吃晚饭，临走的时候父亲对祖父说“爸，以后还会来看我吧？”祖父没有吭声，只留下渐行渐远的背影。

父亲还是个孩子，劳累和想家的苦楚没有人能够体会。

临近端午父亲生病了，厂里的一个工人把他背了回来，走到家门口他举起两斤肉说：“妈，我回来了！”祖母红着眼睛接过肉“诶”了一声。

1984年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撤社改乡镇、撤队改村基本完成，可是这个遥远的内陆乡村还未真正尝到改革开放的喜果。期间父亲到处揽活，搬砖、修路、撑船、卖青蛙、背木头各种杂活，直到1990年不知从哪传来的消息说是可以去沿海打工，父亲立即决定出去闯一闯，就这样只身去了广州。

我不知道从没出过远门的父亲是如何一个人在广州生活，他没有跟我讲过事情的细节，只知道最后进了一个棉被厂做工人，一个月挣得一百多块钱。每回发了工资就会写信把钱寄回家，供祖父的药钱和弟弟的学费。

那年年下，父亲给自己买了一身蓝色涤卡准备回家过年。还在村口就被众多同龄青年围住，因为父亲是附近村庄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他们大多好奇外面的世界如何赚钱，于是父亲满脸自豪地跟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祖父祖母也满脸笑靥，终于这一年过了一个稍微阔绰的年。

来年正月许多人找到父亲，要求带他们的孩子去外面打工。

这群捆绑在土地上的年轻人终于有机会出去闯荡，即使对未来毫无了解，就这样在一阵鞭炮声中，这群孩子跟着父亲远行了。

后来父亲就一直打工，工资也一点点地涨，给家里建好了红砖房，安装了有线电话，买了永久牌自行车。

1995年父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因为家里太穷一般的女孩子看不上，祖母着急得整天打听哪里有待嫁的姑娘。后来经人介绍说邻村有一户人家，二女儿正待字闺中，可是那家人嫌弃家境不好，拖了许久，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才同意了这门婚事。

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会同意，她说她看中的是父亲的人品。那个时候每到农忙父亲去田里要经过母亲家门前，经常是早出晚归，母亲说虽然从没说过话但打那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勤奋老实人，缝纫机是想考验他舍不舍得为自己花钱。显然，父亲经受住了考验。

沉默寡言的父亲有了巧言能干的母亲经常被人称作幸福的榜样。现在我们一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却也过得幸福美满。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中国式农村父亲，寡言少语却心地善良，透过他早年寄钱的信件，我看到一个坚毅隐忍的儿子、哥哥、丈夫和父亲。

我的父亲用自己的汗水写出了一首满含深情的散文诗，读着这诗我不禁眼含泪水。

我说：“爸，你吃过的苦真是比我吃过的饭还多。”

“吃甜的多没意思”爸爸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