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亚学派是希腊化时代针对人类幸福的门派之一。像所有其它哲学门派一样，他们积极地思考着关于幸福的话题，但在这一切思考的背后，有一个最根本的要求：不要把任何可以从我们手中夺走的东西视为有价值。
这种说法可能太过于绝对，但它的宗旨却是极其有说服力的：不要让幸福依赖于那些自己不能掌控的东西，也不要追求那些你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中国的大学生，尤其是八零后的那一代，对读书寄托了太多的期望。但是，这已经不是一个读了大学就是社会精英的时代了。
且不说社会持续的更新换代，我们面对的，最残酷的还是命运的无常。日本小说家野坂昭在亲身经历了二战，看着自己的妹妹瘦弱死去的模样，怀着悔恨的心情写下了《萤火虫之墓》。里面有一句很发人深醒的话：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26岁，还拥有人生无限可能性的周西却突然被查出卵巢癌，她在《我是演讲家》中声泪俱下地引用了这句话：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会先来。
是啊，只要明天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就永远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知乎里有一个高达40千赞的答案是这样说的：像是《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没有什么你得到的东西，真的是你的。钱，房子，家庭，事业，莫不如此。只有我们能抓住的，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而知识，它进了你的脑袋，就偷不走啊。
这个时候，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有关学习，有关教育，有关求知的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基于此，《三联生活周刊》派出编辑，历时7年，追寻7所世界知名大学的精神底色，重新思考关于教育的意义。《大学的精神》主要由毕业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一直从事国际政经、文化和科技报道的蒲实和毕业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陈赛主笔。他们通过实地探访，深入了解这7所大学的教育理念、学习氛围等，让我们接触到一个个更真实的知名大学。
大学是向社会过渡的一个时期，所以，无论是哈佛、耶鲁、斯坦福，还是麻省理工、牛津和剑桥，都无一不在强调着成为一个“社会人”的重要性。
哈佛最重视的不是专业课，而是它占了课程比例3\4的通识课。在通识课中，学生要学习从人文到社科，从哲学到航天，从古至今，思考关于自身和社会的话题，也思考人类和宇宙。因为哈佛认为，先是知识的广度使一个人有温暖有趣的灵魂，再是知识的深度使这个人出类拔萃。
位于硅谷心脏地段的斯坦福大学，则弥漫着浓厚的创业气息。老斯坦福在校训中明明白白地写着他们的教学目标：为培养学生的个人成功和人生的直接有用性。这很直白，但也很真实。硅谷的由来也离不开斯坦福大学在1951年时做出的决定：将土地租给当时的高科技公司，在校园里创办工业园区。所以，在斯坦福的课堂里，经常会有facebook创始人的亲自教导，也会有英特网CEO、苹果的创始人的亲自指导。有想法就要去实现，这是每一个斯坦福人的理念。在这样的氛围下，没有人会想进一所大公司然后干到最高层，他们想的是：我这个想法怎么能实现？可以开个公司吗？然而在追求现实的成功之下，斯坦福人还有更大的野心,他们想要通过自己的的力量，通过科技的力量，来改变和影响全人类，让生活更加美好。
耶鲁人的教育理念相对来说就显得不那么现实，他们坚持一个人最大的贡献是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很多耶鲁人在毕业以后，宁愿不去高薪有保障的单位，而是选择为非营利性组织工作，维护穷人的利益。这也被调侃为耶鲁的理想主义。是啊，谁能放下自己生活的柴米油盐，饿着肚子去帮助别人呢？但是，耶鲁人绝对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他们的学校、校友都坚守着这一传统，所以会拨很多资金来保障那些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的耶鲁人。再者，耶鲁人可是有实力的人啊，大不了再撸起袖子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中，一样过得风生水起。这就是他们的实力——不在乎身外之物，却随时可以靠自己的能力争取得到。
麻省理工则更强调用创意改变生活。有一位传奇人物让我无比感叹知识和科技的美好。休·赫尔是麻省理工的一名教授，但在那之前，他是一名攀岩爱好者。但是很不幸，一次事故之后他的双腿被截了肢。在这种时候，生活是多么残忍啊。然而，他回到实验室，做出了比自己的腿性能更好的假肢，然后又去参加了攀岩比赛。他的同伴从一开始的同情到最后嚷嚷着不公平，因为他的“双腿”给了他更大的优势。
正如媒体实验室主任弗兰克·莫斯所说：“麻省理工学院解决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人的问题。”是的，就像休·赫尔所相信的那样，这么多的人类苦难，是可以通过技术弥补的。
幸福研究认为，让我们感到幸福的因素有：健康、家庭、爱情、友谊、工作、财富以及信仰。这些因素，也不是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能由我们自己决定的，但是在我们自己能争取的那部分，为什么不努力争取呢？
就像剑桥只有一次考试机会一样，人生也只有一张入场券。一路上有很多随机场景，并不是像火车过站一样每一站都会靠站。努力学习有什么意义呢？我想，也许是让我们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内，尽力去争取我们能争取到的幸福吧！而这种幸福，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争取来的，谁也偷不走的心安理得和胜券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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