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院，你去过吗？
严肃，别笑——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去过……不，应该说他们就生在妓院。
琪琪是其中的一分子，她如是说：
“到我们楼里来的男人不好，醉醺醺地大吵大闹，还满嘴脏话。”
“那个女人问我，什么时候会去街上拉客。他们说就快了。”
说出这番话的琪琪只有9岁。
小男孩阿吉10岁了。
“我的未来没有希望。”
“念书？我们都快吃不饱了，还念书呢。”
出生环境教会小女孩塔塔的是：
“生活本来就很痛苦，就是这样而已。”
你有没想过——
妓院，这个成年人听上去挑逗又刺激的地方，对于这些孩子，是一座走不出的囚笼。
琪琪、阿吉和塔塔，这三个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孩子，因为一部纪录片，成为主角——
《生于妓院：加尔各答红灯区的孩子们》
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
这部片其实还有一个比较sunshine的中文名：《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
它是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
导演泽娜·布里斯基，毕业于剑桥大学，神学专业出身，却对摄影情有独钟。
她相信，不论创作者、观赏者，都应该从艺术汲取生命的能量。
上世纪90年代，当时还是个小记者的泽娜来到印度。
一下子掉进印度式苦难的海洋：
堕胎、嫁妆式死亡、寡妇城、童婚……
她去了亚洲最大红灯区——位于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
一个被鄙弃的孤岛。
性交易、毒品、赌博、暴力、谋杀……它源源不断地滋生着犯罪，也吸纳着数不清的赤贫人口。
在印度，有一个普遍说法：妓女的女儿生来就是妓女。
还未出生，命运就先给她们下达了判决书。
她们从小没有爸爸，也不知道爸爸是谁。
不妨用跟“12”有关的一组数据来佐证：
索纳加奇的性工作者中，有12000名未成年人。
最小的不到12岁。
每天收入，不过12元。
女孩成为雏妓，男孩加入黑帮，这就是生于妓院的成长轨迹。
所以，和“失足妇女”不同，这里的女孩，从小就被“缠足”和“禁足”。
印度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现代奴隶。该国有数百万成年女性和女孩身居妓院，这些人在最初的数年常被拘禁，直到她们逐渐屈从于自己的命运。（《纽约时报》）
在这部片拍摄中，就有惨事发生：阿吉的母亲，被皮条客放火烧死了。
目睹红灯区种种景象，泽娜感到一种无以言表的震惊。
她意识到：这才是我来印度的原因。
她要用镜头拍下妓女的处境。
问题是，一个白种人，在红灯区，手持摄像机录像？几乎不可能。
女人脸上的神情写满了绝望、麻木……更多的，是警惕。
随便走一趟，发现你的行踪“不对劲”，你就会被当地势力盯梢。
为难之际，妓女的孩子，引起泽娜注意。
这些纯真活泼的小天使，像是裂缝处的花朵。
这八个孩子，成为影片主角。
这八个孩子看上去，和一般孩子没什么不同。
你看，镜头前的孩子，一样的笑容明媚，一样的眼神清澈。
但你再细味他们的话。
怎么说，都带着一种和年龄并不相符的早熟。
比如阿吉，他对生活的态度是——
“看起来虽难过，但依然得面对。因为这就是事实。”
女孩的处境更糟。
她们通常都被看成是家里的摇钱树，负责打杂、挣钱养家，还有可能被卖去当雏妓。
她们的母亲是妓女，父亲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要么贩毒，要么卖私酒，或者早就死了。
于是，小女孩塔塔说——
“我得讨生活……我从没真正想过会有钱。就算穷，也可以很快乐。”
Sir印象最深的，是琪琪。
我妈没办法照顾我
我爸想把我卖掉
我姐没救我的话，我早就被卖了
好怕自己会跟她们一样
是的，她更多的是怕。
琪琪差点被卖掉，她害怕走上母亲的老路，但，如果真的强迫她卖淫，她大概也……无法反抗。
在这些貌似一样开心的笑容下，每个孩子都深知自己的宿命。
她们潜意识已屈服了命运的安排。
一篇纪实报道，主题摄影作品，主角是红灯区的孩子，这个题材依今天的媒体逻辑——天然具有爆款相。
它只要记录一个怜悯到另一个怜悯，就能引来大众“哇”的一声，赚人眼泪，再刷爆朋友圈。
但《生于妓院》的了不起在于，它不仅不带偏见地记录苦难，它还想，拯救苦难。
泽娜不仅把索纳加奇当成录影取材地，她还在尝试各种手段，一点点地帮孩子们争取改变的可能。
首先：把孩子救出妓院。
为了这事，泽娜为孩子做了三件了不起的事。
她先教他们摄影。
实际上，片子以八个孩子为主角，是孩子的“选择”。
这些孩子一开始就被泽娜的相机吸引。
既然孩子有浓厚的兴趣，泽娜想，为什么不教孩子使用相机，透过他们的眼睛，观察和记录红灯区景象？
她把纽约摄影师罗伯普莱吉请来，教孩子们拍照。
用这种方式，她想告诉孩子：世界很大，你要去看看。
泽娜变着法地一点点激发他们的潜能。
一部相机，给孩子带来想不到的乐趣。
这种乐趣，让他们暂时摆脱了性交易、讨生活、挨打挨骂的日常……
看看这群小摄影师的学习成绩——画风不一，街头派，风景派，群像派。
还有抽象派。
最后这张“抽象派”出自阿吉，艺术感极好，在构图方面尤其敏锐。
真正吸引孩子的，难说是摄影这门艺术本身。
但可以肯定，比起被呵斥、被鄙视、被侮辱的生活，摄影更让他们快乐。
更重要的，是收获了一种被关爱、被重视的尊严。
第二件，她为他们申请学校。
摄影课还没结束，发生了让泽娜揪心的事：一个11岁的女生结婚了；另一个14岁的女生开始卖淫。
这让泽娜进一步认清，改变女孩的命运，避免女承母业，除了乐趣，更稳妥的出路，是教育。
必须尽快联系学校。
设法帮他们找到好学校
否则他们又会回到红灯区去
其中一个小女生已经开始卖淫了
这些孩子不想待在那里
有寄宿学校愿意接收他们吗？
一顿询问，换来的却是一句冷冰冰的回复——
“没地方会愿意收留他们的。”
原来，寄宿学校从来拒绝妓院的孩子。
一方面，校方怀疑这些孩子感染艾滋……
另一方面，老师也极力推卸责任，他们会告诉家长：（孩子读书）谁来赚钱？
为什么要她进我们寄宿学校？
她一上学，就不能赚钱了
还是有学校愿意接收红灯区的孩子的，只是——
只要男生，不要女生。
好不容易，终于有学校同意接收女孩，却有父母的阻挠。
理由是，在学校吃不好……
就算男孩的入学问题解决了，女孩呢？
就算一时入了学，能读完完整一学年吗？
抱歉，谁也无法保证。
泽娜想出了第三步，她带孩子们出国办摄影展。
不止给孩子办影展，还领他们见识红灯区外的世界。
两次纽约影展，一次牛津艺廊展览。
他们的照片，被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AI）拿去做成月历；被苏富比拍卖……
孩子们在展览现场，兴奋地接受记者的采访，还上了报纸、电视。
神似《家有儿女》中小雨的这个胖男孩，有个大大的梦想：成为摄影师。
他是个“灵魂派”画手，会用画画表达情绪。
阿吉独特的摄影天分，惊呆了摄影老师罗伯普莱吉。
他果断为阿吉申请了去荷兰参加影展的名额。
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每年只有9个儿童得到这个机会，不顺，卡在护照上。
红灯区的孩子不能办护照。
护照终于申请下来。阿吉要去荷兰参观影展。
车上的阿吉告诉司机：开慢一点。
万一我出车祸，我就到不了了
就没办法实现我的梦想
坦白讲，从没有哪部电影，让Sir如此紧张地期待结局。
但当Sir看完结局后，Sir又不禁反思，结局重要吗？
2005年奥斯卡颁奖礼，其中一个孩子，普瑞蒂被邀请登上奥斯卡领奖台，这可能是她这辈子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她手里捧着小金人，哭了。
普瑞蒂一开始，“一切像极了一个童话故事，我依然记得当初获奖时和其他人相拥的温暖。太美妙了！”
再之后，她被妈妈一个电话叫回印度，上了两个月学后，重蹈覆辙，成为妓院头牌。
面对这一选择，普瑞蒂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挣扎——
我妈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没有其他生存技能，只能靠肉体来承担家庭负担。就是这么简单。
这篇来自《天府早报》的报道最后提到——
据印度警方透露，普瑞蒂目前在加尔各答势力最大的黑社会控制下的一个妓院。由于她是自愿卖淫，按照印度的法律，警方也没法采取行动将她解救出来。
尽管普瑞蒂承认她知道泽娜阿姨很失望。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看过这部纪录片，知道后续发展后，质疑泽娜只关注个人，没有关注造成红灯区孩子困境的结构性因素，“假慈悲”的原因。
泽娜的回应让Sir拍烂手掌。
“我不是社会工作者，我只是一个摄影师。”
是啊，结构盘根错节，岂是凭一人之力能洞见并改变？
命运的凶悍粗暴，岂是凭一人之力预见就改变？
呈现你看见的，改变你能改变的，这些边边角角的小事，难道就没有价值？
甚至应该被苛责？
比起同样把目光投向印度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ir更推荐《生于妓院》。
它没有一个传奇性的，光明的尾巴。
在后者的世界，艺术家的一厢情愿是不存在的，但也因为它无能为力的结局，我们反而探寻到一种更积极，扎实的世界观——
我们看见黑暗，我们可能击退不了黑暗，但在命运之外，我们永远存在更好的选择。
亲自上场。
而不是叉着腰站在那里，指指点点，作壁上观。
导演泽娜设立孩子与相机（Kids With Cameras）基金会（非盈利），用来资助孩子们读书。
其中一个印度孩子琪琪，通过泽娜资助，在美国犹他州一所颇有名望的大学读书。
泽娜说：
你不能把你的摄像机当作是人类苦难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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