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土坯房建于六十年代，随着大姐二姐的出生，原来住的两间小屋已经很窄憋，于是父亲便卖掉它，准备另起炉灶。
两间小屋只卖了八十元钱，但是在当时也算一笔巨款。然后父亲便选择了后来的这块地方，开始造房子的艰难工程。我们是那一片儿第一个盖房子的，属于煤矿后洼街（曾经改名革命街，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又改回来）最东北，四周全是树，背靠一座小山头，小山种满了柏树。我就是在这个环境出生的。
记忆中，三间小土坯房矮矮的，窗户是纸糊的那种，夏天开窗户需要用木棍支起来，下雨天房子会漏雨，每年都需要修缮一下房顶。因为房顶不是瓦，而是用荆条编席铺在房顶，然后抹上黄土和稻草和的大蒅泥，最后抹一层石灰稻草和成的蒅泥。这样的房顶不修一下雨肯定容易漏。
土坯房住了有二十多年，在我十四岁那年，家里条件稍微好了一点，房子实在破的不成样子，便拔了重新翻盖。这次是后面土坯前面砖墙，水泥墙面，不再低矮，气派了一些。
不管房子怎么变，由于周围已经渐次住上人家，院落大小是无法改变了。我家院子不小，能养鸡养狗养猪养兔，还能种各种果树和蔬菜，除去这些，还有很大的空地。屋前平整出来的空地足够孩子们游戏，甚至打沙包也跑得开。东墙根有一棵香椿树，树很高，超过了房顶，每次春天掰香椿都必须上房才能够到。香椿树旁边用盖房剩下的碎砖碎石垒了半米高一堵矮墙，这是放煤的地方，我家在煤矿，一年四季少不了煤。
本来院子西边儿挺开阔，但是盖了两间小房，用来放杂物做仓库。这样，在菜地和西房之间便只剩了一条两米多宽的过道，过道直通院门。
院门是父亲自己做的，后来翻盖房子也没有换，直到2011年拆迁也一直是那扇柴门。现在去看，门不在了，门框还顽强地竖在那里。随着门板的消失，那叮当叮当的铃铛声也慢慢只存在于记忆里。
院门上用铁丝挂着一只铃铛，铃铛的形状就像缩小版的大钟，大约三十多厘米高，直径二十厘米左右，声音非常清脆，门一开关，都会叮叮当当响上几声，屋里人听得一清二楚。
记得小时候如果不想让大人知道我要出去，就只能用及其小心缓慢的动作开门关门，从里面开关门还好，可以用手扶着铃铛。用手一扶，铃铛即使发出声音也很沉闷，不容易听到。可是如果从外面开关门，想不让铃铛响就要费点事了，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每一个动作都马虎不得，否则会前功尽弃。
我经常在前脚刚迈出院门，铃铛不知怎么就和门板相撞了一下，当的一声脆响能把人心脏吓得狂跳不止。所以小时候我对铃铛没什么好感，总想拆掉它卖了废铁，可一来那捆绑的铁丝和钢筋一样，让我望而却步，更重要的是，我不敢，我真要是把它卖了废铁，父亲会用竹棍把我的小手打成猪蹄。
前段时间回去，和三姐一起看了看老房子，早已经只剩下几堵废墙，院门垛子还在，甚至看得见八九年前春联的痕迹，但是门不见了，只有门框顽强地竖在那里。随着门板的消失，那叮当叮当的铃铛声也慢慢只存在于记忆中。
从破败的门楼望进去，那棵老枣树还顽强地矗立着，两棵杨树死了一棵，香椿树只剩下干枯的树干，其他树木前几年就已经不存在了。
我问三姐房子拆迁时见没见门上的铃铛，她说没见，我顿时有种失落感。
时光远去，我走在异乡的路上，耳边还是会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那清脆的铃铛声，给我指引着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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