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去内蒙希拉穆仁草原,看来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预订的行程是3月19日乘坐上航的飞机到包头,3月15日,风沙弥漫在北方诸城,人们镜头里的北京,竟因此有了回到北宋的恍惚。不用说,包头和我们稍后会抵达的呼和浩特,也是沙尘暴的受害城市。我已经做好了在包头被风沙裹挟的准备。飞机落地,我看到眩窗外正在下雨,等拿到行李走出不大的包头机场候机楼,天是灰蓝色的,哪里还有风沙?后来得知,是因为人工降雨包头的风沙才迅速消散了。天气,也因此骤然变得寒冷起来,第二天到呼和浩特,晚上出门发现竟然飘起了雪花。
寒冷,使得希拉穆仁原本是衰草遍地的阴郁暗示,就更加放大了,搞得大家一致认为,三月来希拉穆仁草原,实在是错误的选择。
不过,只要有心,草原稀稀拉拉、沙漠上朔风吹的三月的内蒙,照样有有意思的地方。
土默特右旗,是我们此次内蒙古之行的最后一站,在旗里的萨拉齐住一晚后,我们将去包头机场搭乘飞机回家。从呼和浩特出发到萨拉齐,无论怎么磨磨蹭蹭,抵达敕勒川国际大酒店,也就下去2点多钟。
土默特右旗居然有一家如此高标的五星级酒店,真令我们大吃一惊,后来得知,鄂尔多斯虽以羊绒制品著称于世,其实,让鄂尔多斯暴富的,是公元前4亿年的石炭纪留给这片土地的大福利。不远处与大酒店同样高度的煤炭交易中心,也许是富过的鄂尔多斯的一个印迹。不,敕勒川国际大酒店也是。边地的小城镇需要五星级大酒店吗?当腰缠万贯的煤炭商人来到萨拉齐做买卖时,怎么能没有高级酒店供他们消费?然而,时过境迁,我特意去煤炭交易中心的大门外站了站,不要说川流不息的人流了,特别安静。
安静的萨拉齐才对应得上“敕勒川”这个颇有历史感的地名,“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在希拉穆仁草原已成绝响,但阴山,站在大酒店的北出口往北望去,就能见到它绵延到了不知何处。酒店的设施虽然名副其实五星级,可是,站在了敕勒川却躲在如春的酒店里消磨掉一个下午,实在叫人不甘,可是,去哪里呢?
离酒店3公里处,有一个叫大雁滩的地方,就去那里吧。可查了查当地公共交通,似乎没有去那里的, 3公里,也就是从我家到曹家渡的距离,我们不是动不动就散步过去了吗?便决定步行去大雁滩。
虽然导航将步行的路线指示得明白无误,在萨拉齐街头走着,总是前不见来者后不见跟随者,心里有些发紧。左前方的马路中央一位警察叔叔正在处理交通事故,见他忙得差不多了,就上前问他,大雁滩在哪里?他指的方向跟导航所指一模一样,但是,问人到底比问机器让人感觉温暖许多。警察叔叔问:你们打算怎么过去?我们说,步行。他笑了,道:“开车眨眼就到了,走可是要走一会儿,就在国道边上。”
走一会儿不也就3公里的路程吗?我们继续往前去,穿过像是萨拉齐市民公园的地方,大雁滩还在遥远不知何处。而要在萨拉齐过个马路,像我这样因为走路快走失被女伴嫌弃的,居然必须在中心岛上等待下一次绿灯。那天,正好读到作家毛尖的文章,说某某过一条很宽的马路,从马路的这一端到对面,黑发已经变成了灰白色。用同样的比喻,过一条萨拉齐的马路,黑发就已经变成了白发。
大雁滩树上的假桃花横平竖直的马路,临近大雁滩的时候,却变得曲曲折折起来。好不容易拐进大雁滩的大门,继续往深处去,没有大雁,只有刚刚经历过苦寒的果树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原来,大雁滩就是一处果园!不免有些怏怏的,就再也没有力气走回酒店。可是,在几乎见不到人影的地方网约车回来吗?就在此时,一个小伙子施施然而来,就问他到哪里能打到网约车,他建议我们先走到大雁滩另一个大门,“那里紧靠交通要道。”大雁滩这处大门的对面貌似一个不小的居民区,但网约车依然不肯到这里来,怎么办?走回去,不就3公里吗?
走着走着,前方一块咖啡色景点指示牌上写着“埃德加·斯诺觉醒点”,这行字就像一根大棒,狠狠地敲在我们的脑袋上:谁不知道埃德加·斯诺?那本《红星照耀的中国》又叫《西行漫记》的书,让这个名字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从学校里到工作岗位,特别是做了一份媒体工作后,这一路上不断地遭遇埃德加·斯诺,可我并不知道这个美国人在上世纪出曾经来过萨拉齐。因为不知道,所以很想知道埃德加·斯诺的觉醒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他是犯了错到这里来觉醒的吗?
宽阔的马路上有一块指示牌走呀走呀,原来,所谓埃德加·斯诺觉醒点就在我们去大雁滩时穿行而过的市民公园一隅。
1929年,埃德加·斯诺离开灯红酒绿的上海等导航开往大西北的火车。火车走走停停数天以后停在了沪绥铁路的末梢萨拉齐。出了火车站,埃德加·斯诺威眼前所见惊呆了,与纸醉金迷的大上海仿佛天堂与地狱之别,萨拉齐满目疮痍、饿殍满地。
在斯诺抵达萨拉齐前不久,中国西北部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大片土地颗粒无收。祸不单行,鼠疫又在不少地方流行起来,原本就已经食不果腹的老百姓,又被流行病纠缠上了。 “我到了戈壁滩南面的火城萨拉齐。在中国西北那个地方,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一路上,满目凄凉,全无生机,就像刚刚发生过一场火山爆发。甚至树也被剥光了皮,村子里绝大多数的泥砖盖的房子坍塌了。屋子里仅有的一些木料也被拆去变卖几个铜板”,斯诺写道:“在我们访问过的两个城镇里,一年之内死掉的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有的村子里公开卖人肉……”斯诺还现场拍摄下了饥民的照片。
耳闻目睹,让埃德加·斯诺非常震惊也备受触动。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和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与其说是斯诺在发问,还不如说萨拉齐的惨象让他看清了彼时的中国政府有多么腐败。
1929年,埃德加·斯诺24岁。这位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农民家庭的的普通记者,在前一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后,就是想着在艰苦环境里做记者能赚到更多的钱,他要拿着这笔钱作为在纽约站稳脚跟的”首付“,在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努力工作努力挣钱,供自己实现30岁后悠闲写作的梦想。萨拉齐的社会状况唤醒了埃德加·斯诺,“我到了戈壁滩南面的火城萨拉齐……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那以后的斯诺,以一本《西行漫记》也就是《红星照耀中国》享誉世界,更成为被中国的普通百姓最熟知的美国人之一。
从内蒙回到家里后补了补课,明白了土默特右旗成为”埃德加·斯诺觉醒点“的前因后果。尽管“觉醒的起点“源自斯诺自己的文章,可是,蓦然在敕勒川阴山下的萨拉齐宽阔的马路上方看到”埃德加·斯诺觉醒点“的字样,终觉有些奇怪,也不知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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