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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5【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讲座】世界哲学大会

2018-08-15【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讲座】世界哲学大会

作者: 芦芽山人 | 来源:发表于2018-08-15 23:59 被阅读2次

世界哲学大会所讨论的马克思与现实世界中的马克思

William L. McBride

我认为能作为本届世界大会的最后一名发言人是我的荣幸,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的会议举办地和大会主题——“学以成人”。毫无疑问,我们正在参加的是世界历史上哲学家参与最多的正式会议之一——我在演讲中将提到这个话题——在本届大会中,囊括了关于过去的马克思和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会议。在探索学以成人的过程中,骄傲地重复了“人类之事我都关心”这一经典拉丁宣言的马克思已经成为一个好的榜样——的确是一个模范榜样,因为他首先是他那个时代许多最不人道的做法的敏锐观察者,而我们仍在继承着这些最不人道的做法,我将在演讲结尾处继续这个话题。在这里,我并没有把我的任务看作是对一个或多个马克思主义文本或主要思想进行某种学术诠释,它们大部分已经在这个大会的早期会议中得以完成。相反,我想尝试就马克思对我们世界的持续重要性进行概述,并为之提供强有力的辩护。
5 月 5 日——我们在此庆祝的日子——我开始写作这篇讲稿。如果马克思比西学中的所
有长辈都长寿的话,在今年的 5 月 5 日,他将已经有 200 岁了。当我开始写作时,马克思出生的小镇特里尔城举行了一个仪式,那里正在揭幕一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捐赠的马克思巨型雕像。虽然马克思在他十七岁上大学的时候结束了在特里尔的永久居留,但是很显然, 他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在那里,就像他同样活在伦敦、纽约、北京和整个世界那样。他显现在我们的世界哲学大会上,在这个大会上,许多参与者,包括我在内,可能都强烈地试图以西方中世纪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想起和指示亚里士多德(作为“这个”哲学家,philosophus) 的这种方式来想起马克思。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你无疑知道,马克思自己将他视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世界观在数个世纪以来深刻地塑造着欧洲和新月沃地的思想、甚至一些语言那样,马克思同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着长达一个半世纪以来的西方和世界的思想范式。我们要记住,170 年前《共产党宣言》出版,当时马克思 30 岁;150 年前《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当时马克思 50 岁。1968 年,也就是正好 50 年前,当许多著名哲学家在巴黎参加联合
国教科文主办的《资本论》诞生 100 周年纪念活动时,巴黎发生了大型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并
且传播到许多其他国家。因此,事实上,我们在北京有许多与马克思有关的纪念日,在那里, 锤子和镰刀这些符号是表明它们与他有关的提示物。
我今天的大部分发言都是试图捍卫我的一个大胆的主张:马克思是我们时代的“那位”
(The)哲学家。我将从二十世纪思想家的一些言论开始我的努力,而在二十世纪思想家的言论中,我最关注的是让-保罗·萨特。但是,在这之前,我觉得首先有必要简单考虑一个对此可能的反对观点:马克思绝不应当被视为哲学家。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这种反对观点(至少在职业哲学家中)曾经比现在被更频繁地提出。毫无疑问,自古以来存在很多哲学学派或运动,其支持者宣称他们是唯一正确和纯粹的哲学家——如有必要的话,他们是唯一参与哲学活动的哲学家。当然这种人仍然存在,但是他们

不再被严肃对待,不论在学术界还是世界中,正如我在开始学术生涯时所记得的他们被对待的样子。无论如何,这种态度与国际哲学学会联合会(FISP)和世界哲学大会的精神背道而驰,正如我几十年前与这个机构紧密联系时所认为的那样。
把这种轻蔑的态度放一边——换句话说,我们打消掉并且是正当地打消掉这种态度—— 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些文本,在其中,马克思本人似乎在远离他的哲学的过往。无可争议的是, 存在着这样的过往:比如,他有关于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博士论文。但是,最后一篇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是什么情况呢,比如马克思在其中说,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对这句话带有偏见的和吹毛求疵的解释才会作出这种结论:马克思说他不再是一个哲学家了。是的,他是一种不同的哲学家,但是在这个词
(“哲学家”)的坚定和包罗万象的意义上——这是我想接受的意义——他仍然是一个哲学家。并且,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但几乎毫不奇怪的情况:我在特里尔读到马克思新雕像上的贡献的 记事全都称他为哲学家。某种常识仍然存在于公众和大众媒体中。
因此,通过参考萨特二十世纪 50 年代末的一篇文章,我现在开始我的论证来捍卫马克思的哲学卓越地位。萨特的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波兰翻译》——一本专门探讨当代法国文化的波兰杂志,文章的原初标题是<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法文版被称为<方法问题>,英文版被称为<寻找方法>。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萨特讨论了“哲学”一词的含义并且认为极少数的哲学家抓住了他们时代的精神和世界观。他说,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他看到了已经发生的三次浪潮,第一次他用笛卡尔和洛克之名来确认,第二次用康德和黑格尔之名来确认, 第三次也就是当前的一次,他用马克思之名来确认。他继续争辩到,当前时代真的没有办法超越马克思;当然,一个人可以反对他的哲学,但是一个人不能忽略他。
进一步探讨萨特主张的细节可能是有趣的,但不是在这个时间和地方。我在此想强调的是,当我首先读到这篇文章时,尽管我对萨特的很多著作都很钦佩,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夸张,这至少部分地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当时在法国理智生活和东欧、苏联以及中国中占据的主导作用,但是这种主导作用并不必然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现在,自从这篇文章首次发表的 60 多年以来,我倾向于认为除了一些细节之外,萨特的总体主张都是正确的,并且它仍然是成立的。对理解我们的世界来说,马克思在如此多的基本性的方式上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不应当持有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历史能够被整齐地周期化并且被视为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构成萨特划分不同时代的基础)本质上是进步的, 而且马克思自己继承于黑格尔但是有时试图提出质疑。让我解释一下。
正如我们所知,黑格尔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他演绎三段论的三个次序: 一个人是自由的,一些人是自由的,所有人是自由的。关于第一个阶段,他给出了东方世界的笼统之名,其特点是专制,一人统治。如果这不是黑格尔的观点,我们将会嘲笑这种对一切天真的过于简单化;也许我们应当嘲笑它。无论如何,正如黑格尔看到的世界历史在同一个日耳曼世界中达到了高潮,在黑格尔给大学讲述这个主题的时候,马克思当时正在经历着童年和青春期早期阶段;我们不应当忘记的是,根据黑格尔的观点,这也是上帝看世界历史的方式。当马克思第一次接触黑格尔哲学,一开始被它排斥,开始认识到它的许多无可置疑

的魅力的时候,他难以避免受到我现在考虑的那个方面的影响,即沿着不可避免的路径的历史分期。鉴于他很早在事业上认识到经济关系在历史和社会结构中扮演着比黑格尔所想的要重要多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黑格尔确实在他的《权利哲学》中赋予了经济关系某种角色——就历史时代而言,马克思尤其关注封建时期到资本主义时期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到他生活时代的演变。
现在,没有人能够严肃质疑人类生活的显著特征——例如“封建时期”这个术语——在如此这般的时期是真实的和占主导的。但是我想提醒注意两个问题,我称之为这种问题的周期化出现了并且它们观念地联系着。一个是任何特点时期的精确“含义”问题,也就是说, 准确地将其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含义问题。当然,第二个问题是,自信地断言存在一个可定义的世界历史进程,这个进程至少在当前是可以被理解的,如果它还没有被投射到未来的话。黑格尔清楚地反对任何未来投射(这与他哲学的简单化论述是不一样的),即历史在他的生活时代已经终结。萨特,在我所引用的他的文章最后部分,确实做出了某种未来投射, 他相当模糊地提及了将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哲学,一旦不足被克服的话,尽管他补充道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种哲学会是什么样子的。至于马克思本人,每个读者都认识到,《资本论》第一卷倒数第二章能够被视为对即将到来的事物的预测——占有者的占有,诸如此类的话—
—并且学生们知道,在他的一些信中,他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强烈期待。但这是值得怀疑的,即事实上将某种我们确实在黑格尔那里发现的沿着一条特定的一般路径历史不可避免的发展的观点归于他(马克思)。
比如,马克思曾经写了一封信,以回应来自俄国的询问,即是否他认为这个国家在准备好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将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着重强调说,他坚称自己从没有宣称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完全走同一条历史道路。事实上,他对西方古典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有见识的想象,即罗马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能够想象到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结果。因此,当哲学家们——正如阿尔都塞和许多其他人已经做的那样
——将历史新科学的发现归于马克思的时候,毫无疑问他们在某些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这种“科学”,如果它是其所是的话,不能被理解为严格定义的等比关系的化学方程式的模式。
提及科学,在我们始终要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拥有比一般英语中的“科学”(science)更大的范围——的同时,我想在这里评论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它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刊后语的结尾处,马克思在此细致地引用了 1877 年在俄国圣彼得堡出版的《资本论》第一版的书评。这篇文章多次使用了“科学的”一词, 并且它赞扬了马克思,尤其是因为他的分析严谨,以及他意识到了不同的规则适用于不同的经济时期,评论家认为这一点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那里并不典型。评论家一度著名地写道:“马克思把社会运动视为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它是由独立于人的意志的法律统治的。我认为, 假定马克思本人同意他细致引用的文章的每一句话将是错误的,尽管假定他不同意其中的大多数话将同样是错误的。但是我不希望在此进入关于马克思的决定论和认识论的熟悉争论之中。相反,我现在关注这篇文章有两个理由:第一,为了《资本论》中的理论能够被解释为“自然历史”的观点;第二,为了马克思做出评论的一些话,这些话直接跟随着引用,准确

地说,即评论者描绘了他视为马克思的方法是什么,“以一种显著的和慷慨的方式,就涉及到我自己(即马克思自己)对它的应用而言”。
从我的第二个论点开始,虽然我已经阅读了几百遍这篇文章,但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其中一个词的重要性:“慷慨的”。现在,我要说的是我自己的建构或重建,这可能有些异想天开,但我认为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不是一个——正如熟悉的英语表达所说的那样——“喜欢愚弄愚人之人”。他拥有非常敏锐的智慧,这种智慧一次又一次地尤其在《资本论》中显现出来。比如,读者可能忘记了马克思在第 24 章一个脚注中对杰里米·边沁的描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中,大众之物的最平凡的制造商曾经以自满的方式趾高气扬过吗?”或者他的结论是这样一段话,他在其中回想起,亚里士多德关于自动化机器的自我编织和其它类型的幻想,由此允许奴隶制的终结,插句话说,反映了某种马克思方面的应得的势利,即古代哲学家们“缺乏特定的基督教品质,该品质将使他们能够宣扬大众的奴隶制,以便于一些粗鲁和半受过教育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纺纱者’、‘大量的香肠制造商’以及‘有影响力的黑鞋经销商’”?因此当我开始反思他的那个评论时,马克思对圣彼得堡《欧洲信使》的“慷慨的”评论者的明显的感激之情引起了我的共鸣。显然,马克思是一个尖锐的论辩家,并且他准备好了对每一个文本和每一个脚注——一共有数前个——去指出其愚蠢和对他所引用的那些人的深恶痛绝,尤其是对那些他称为庸俗的布尔乔亚经济学家们。然而,在这篇文章中,他展示了他能够深深地欣赏一个仔细阅读他并且对他的新方法论和整体的理论策略形成清晰的(即使是部分的)概观的人。在我重新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尽管如此多的证据显示他成功地发展了一个追随着的鼓舞人心的政治组织,简而言之,他成功地成为欧洲知识界的圈子里的一个知名人物,但是马克思必然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不确定的:自从他死后,即在刊后语的 10 年后,他的诸理念将会有任何像它们已经有的大量反响。因为——重复我之前我说过的话——没有一条笔直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进步路线——当然不是就观念和文化史而言,这种历史完全是由我们称之为文明史的东西组成的。
让我们回到刊后语那篇文章的第一个论点,即马克思将社会运动视为一个自然历史的过
程的观念。首先,当然,这将马克思视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对立;这是很容易看到的。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马克思和他的评论者可能都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立场来看,这是有深远意义的: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正如它对我们人类重要一样,不过是更大的宇宙历史的一个小部分,在人类存在的几千年前以及推测几千年后的行星地球的演化只是宇宙历史的一个片段。以这种方式来看, 马克思诞生以来的最近两百年、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突飞猛进以来的大约四五百年、甚至马克思如此熟悉的有记载的西方历史的更长时期,构成了非常短暂的时刻。但是这是我们的时代, 逐渐学习、时而不学习的时代,这意味着人类的时代。在对这一过程的理论理解方面,显然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我断定没有思想家比卡尔·马克思更卓越或更成功。
在详述这种成功的一些主要组成部分之前,让我请你们考虑对这一主张的可能对手—— 其他哲学家,再从那个词的广义上来说,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他们可能被认为在对我们的全球社会理解方面和马克思贡献一样多或者比他贡献更多。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但是将自己

的最初取向归于对马克思的阅读的哲学家:首先想到的是列宁和毛泽东,同样还有其他人, 比如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萨特,或者在相当程度上,我们的同事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他候选人中,人们可能认为圣雄甘地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很显然,我不能在此提供一个长而全面的清单,并且我来这里是为了庆祝马克思而不是考察或批判其他人。然而,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的一位社会理论家约翰·罗尔斯,虽然他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量学术关注的对象, 但是他几乎没有在任何他的著作中提及马克思。(在其第一本和最重要的著作《正义论》的索引中,除了一处脚注或脚注部分外,只有六处提及马克思。)罗尔斯实际上试图要做的是去捍卫或者更确切地说去复兴政治自由主义(这是其第二本重要著作的标题)——通过产生一种受惠于某种社会契约论和康德的理想理论,而这种理论取决于由被排除在实际社会之外并且不知道将注定在实际社会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几代人的抽象代表选出的一套直观的正义原则。理想化可能仍然对一些人来说显得振奋人心,但是它让我震惊,并且事实上总是让我震惊,正如四个月前我在下面的一个会议上论证的那样,因为它更多地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美国霸权世界中的乌托邦幻想有关,当这种幻想没有根据我们的真实世界被写出来时
——正如罗尔斯关于国际事务的晚期著作《万民法》更清楚地说明的那样。
我关于罗尔斯理论的回归性的最早线索中的一个是在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书的时候,那时我发现他在其称之为“无知之幕”的章节中宣称,虽然在其想象的“原初状态”中,那些想象的诸派人群不知道自身将来在社会中占据什么位置,但是他们确实“理解政治事务和经济理论诸原则”。啊,是的,我想: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政治事务和经济理论(或者,正如罗尔斯本人在《正义论》最后部分将其描绘为是就永恒视角而言的)。这正是 19 世纪布尔乔亚经济学家的谬误,马克思对它的鉴定和回避赢得了俄国评论家的称赞。马克思当然会乐于解剖和解构罗尔斯。并且这使我直接回到马克思的卓越问题上来。他已经阅读了这些人, 阅读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且已经准备好和渴望去广泛地引用和批判他们。他还阅读了统计学和议会听证会的汇编,从而发展出对英国人民在资本主义残酷剥削下的实际遭遇的生动感觉。并且不仅仅是英国:比如,《资本论》包括对比利时和法国工人的严重剥削的考察,并且在第一卷结束章节中的一章里,他提及了极端的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和美洲,为了经济学家称呼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野蛮和腐败。
现在,与罗尔斯相比,马克思总是非常清楚知道他的仔细分析和理论建构并不意味着适
用于一切永恒条件——这正是他的评阅人做出的关于他坚持认为历史上相互区分的社会在相互区分的不同的经济规则下运作的观点。当然,马克思非常希望取代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
“联合生产者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你愿意如此称呼的话——的到来是即将发生的。然而,在我最近对《资本论》的阅读中,逐渐清楚地令我震惊的是,首先,他所引用的资本主义实践的捍卫者的如此多的潜在思想在我们 21 世纪的世界中每天都能够被听到和被听到;其次,这些实践和它们的潜在结构仍然显著地保持不变,至少在那样一些国家中, 正如《资本论》第一句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盛行”。是的,在最近几十年里,一些新的术语出现在我们的经济学词汇中;其中两个最知名的术语是“私有化”和“全球化”。你们可能记得,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推广了这些术语中的第一个,正如我一直想指出的,

就像最近的 1981 年版那样,未删节的《韦氏第三大辞典》仅仅给出了该术语的一个定义, 而且是远非正面的定义:“个人退出社会生活和(尤其是)政治生活并且通常进入关心个人生活的世界中的倾向。其原因在于一种对复杂社会进程的不重视和缺乏理解的感觉。”事实上,对于一些公民和政治家来说,对私有化的反对热情通常不过是一种口号,它反映了“对复杂社会进程的缺乏理解”,因为马克思将会是第一个观察到它的人,如果他能活着见证撒切尔主义及其后果的话。无论如何,经济学意义上的“私有化”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并且马克思对此也太熟悉了。
至于“全球化”,这个术语经历了相当奇怪的命运,它经历了从在早期文献中被正面使用到近年来被许多人认为是负面的转变。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是,它是在什么程度上被马克思从多个方面预料到了并且它是如何真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比如,马克思清楚意识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巨大跨大陆运作,他的详细经济分析都聚焦在作为当时最先进工业国家的大不列颠,并且他完全认识到了美国的崛起力量和欧洲大陆的迅速工业化。毕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工人没有国家。”马克思无疑是一个全球主义者,有人会说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因此就这方面而言,他的世界仍然是我们的世界。
事实上,虽然马克思熟悉的一些物理和技术环境已经改变——摩天大楼、汽车、飞机、广播和电视,当然互联网自他那个时代就开始出现了——但是有一种真实的感觉,即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日子里,基本的社会变革还没有发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盛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了,但是鉴于技术变革而言,并没有多少值得期待的。股份公司,正如马克思所称的大公司,早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是经济领域的显著特征,而现代信用体系虽然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是他预测到了,并且正如学者们已经展示的那样,该信用体系能够在他的体系框架内轻易地得到理解。一些工作需要在马克思的框架内,通过理解发展和使用非政府货币制度的最新趋势,得到完成;虽然我承认我自己还没有努力为其提供它所应得的严肃注意,但是我知道其他人正在研究它,并且我毫不怀疑,要是马克思今天还活着的话,他将对其有很多有价值的话。(比如,人们只需要记得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对货币的历史角色的精彩讨论, 或者记得他在同一部著作中的其他标记,该标记展示了他对这个追溯到罗马时代的主题的熟悉。)简而言之,尽管关于劳动价值论在先进(但是,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中,其分布非常不均匀)自动化的时代的持续效力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仍然是非常可行的,并且事实上它被最有头脑的人利用来理解被许多人称为“后资本主义”的东西。
事实上,马克思的遗产建立了一种生活悖论。尽管,正如我在别的地方经常论证的那样,
在使用《资本论》设计的主要经济学变量时,预测一个有限的时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明确界限是不可能的——而且严格来说,一个无限定的推迟预测并不是一个预测——很显然,马克思强烈感觉到资本主义灭亡近在眼前,当然,他发现这一前景非常令人满意。(因为,排除他个人的挫折和悲剧,他本质上是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者)然而,如果我们生活在这场灭亡之后时间中,那么根据马克思自己的推算,我们将庆祝一个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诞生纪念日, 该人物的分析弄明白了过去的世界但是在定义上不再适用于我们的世界。但是,很显然,正如我所证明的,它们适用于我们的世界。

简而言之,是什么使得马克思成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社会思想家并且保证他继续宣称这一荣誉直到二十一世纪?是他不可思议的能力,这种能力把非凡的理智和一辈子的艰苦研究结合到它已经意味着和所意味的人类的各个方面上来,从而揭示出驱动真实世界尤其是现代世界的诸机制——我们称之为“经济”,就这个词最宽泛的意义而言。他发掘的体系建立在诸如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家和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家的发现之上,但是它(指马克思的体系)综合并且远远超越了它们(指发现),它是而且很不幸仍然是一个以相对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为基础、追求利益最大价值的体系,其目的是为了无限制的物质积累。我们从周期性经济危机转向周期性危机,马克思是记录这一现象的先驱,而且社会最富裕的阶层——一个非常薄的阶层与世界上大部分人口之间的财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许多在他之前的道德家已经抨击了过度和贪婪,但是马克思成功地提供了对它曾经如何被完成以及在当今世界中仍然如何被完成的详细而清晰的描述。他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资本掌握者及其理论家的言行,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言行回荡在当今资本主义文化的文学和手工艺品当中——一种充满愤懑的文化。我在大学时代的暑假期间,在华尔街当职员时亲眼见证了这一点。他立刻准确地把握了这个体系及其支持者的逻辑并且不断地把它阐明清楚,与那些声称他们的伦理和社会理论体系具有永恒有效性的哲学家不同,就这个逻辑而言,它没有存在的必要,它能够并且最终也应该让位于一套管理全球社会的规则,这套规则更富有真实的人性与人道。
总而言之,没有任何思想家比马克思更能够解释马克思所说的“大量的香肠制造商”和
“有影响力的黑鞋经销商”——他们已经掌握了“后资本主义”提供的剥削技术——的当代等价物——我们知道他们是谁,如何获得和维持在资本主义生成方式盛行的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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