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从这里看出了与大多数数学家不同的兴趣，即数学家们会毫不迟疑地避开现实，去解决各自的方程式与定理中存在的复杂与混乱的局面。而这种对单独的、统一的解释的追求欲望，同样也在物理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划定了一条界线。尽管其他学科的学者当然也致力于对现实的解释（不论是生物学的、社会科学的或认知科学的），但他们不太会去寻求对生命的本质做出全面的解释。而其他有很强的逻辑-数学能力的人(比如棋类运动员)，也不可能花很多气力去探索世界的奥秘。也许（虽然仅仅是也许)少年物理学家在儿童时期的一个特征，就是具有解答存在这个重要哲学之谜的欲望。
爱因斯坦还是四五岁的孩子时，得到了一枚指南针。那枚指南针使他惊愕，谁也没有碰它，更没有拉它，但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它朝着北的方向。这枚指南针就成为一个启示，向这名儿童对物质世界秩序的改变提出了质疑：“我还记得（或者至少可以说，我想我记得），这一经验给了我深刻而持久的印象。”过分夸大某种儿时的记忆所起的作用，是危险的，于是爱因斯坦对自己的思想与语言从来都持审慎态度，这里用警示性的短语“我想我记得”，来说明回忆的不确定性。然而若把爱因斯坦对一种主要经验的回忆，与逻辑-数学领域内其他人的回忆相对照，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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