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没有痛苦便没有意义，然而总有一天你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并非所有的苦难都能净化、提升一个人。
日本留学生江歌于2016年11月3日凌晨在日本租住的公寓外遇害。
杀人犯是江歌舍友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
在过去的一年里，
江歌妈妈想方设法联系刘鑫询问具体的被杀细节，
可刘鑫一直避而不见。
刘鑫的态度让本就被国内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这一事件成为议论热点。
在今年11月，
随着关于江歌母亲和刘鑫的第一次见面采访的公开，
这一事件再次成为嫌弃媒体评论热潮。
网络上相关文章铺天盖地，
我也默默关注着此事的进展。
我跟大多数网友一样，
期待法律可以给死者和江歌妈妈一个交代。
我更希望江歌妈妈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坚强地活着。
可是，失女的痛，真的可以被治愈吗？
心灵的这道伤口，还能愈合吗？
看到《局面》采访中，疲惫不堪的江歌妈妈时，我落泪了。江歌离去的这一年多时间里，这位母亲用自己全部的心理能量为女儿的事件奔走。她打印出江歌的照片，摆满屋子；一位单亲母亲，将女人视作自己生命的全部。当女儿没了，她的生命了仿佛再也没有了光，还怎样笑着面对接下来的人生呢？
我想就此事件对江歌妈妈的伤害来谈谈创伤性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
事实上，根据最新数据，美国有80%的人，约280万人在生活的某个方面遭受PTSD之苦。虽然我们国人承受创伤之痛的人数比例没有被估算过，但具体数量更非常大。但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后幸存下的人，大多都有创伤性应激障碍。这样一次重大的事件在他们的心上撕开一个口子，在以后的所有岁月他们都需要手捂着这个撕裂的胸口独自前行。
个体会受的创伤被心理治疗师分为小T创伤和大T创伤。
小T创伤事实上是个体遭受的刺激，这个刺激足够改变你的时间知觉并震撼你的心灵，使你在以后遇到相似的情形时，就会产生最初遇到这个小T创伤的情绪，进而产生战斗-逃跑反应。
而大T创伤也是撕碎一个人的心灵，让你疯狂、常年失眠、出现幻觉。严重者会出现多重人格障碍。造成大T创伤的事件有强奸、身体袭击、飞机失事、军事战斗、自然灾害如地震、还小等等。这些事件让你感到无助，整个人被压倒。
当一个人遭受重大创伤事件罹患创伤性应激障碍时候，会出现“心洞”感，面对照旧的生活和世界，她感受到的是疏离感、陌生感、孤独感以及强迫性的闪回。
疏离感和陌生感：罹患PTSD的人面对周围的平常生活、平常人们、人民习惯性的健忘，都会特别恐慌。人们如往常一样，聊着工作，走去商场、体育馆、健康食品店、养生健体。而只有自己变化了，自己被整个世界剥离了出来。而人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对自己与众不同的提醒。因为接下来，你的生活只有那个事件，那个时刻。
大卫·莫里斯在《罪恶时刻》中说，事实上，每一位遭受创伤的幸存者，不论他们是否被确诊为创伤性应激障碍，当他们回归日常生活后，都会发觉一切都不同以往。人们的行为也变得不同了。他们感觉到一种陌生感，这种感觉难以言传，好似从人群中被标记出来了。
孤独感：我特别能体会江歌母亲和姥姥在除夕夜抱着遗照孤独流泪的心情。万家灯火照亮着别人的团圆，衬托着自家的孤单。因为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痛别人根本理解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孤独弥漫了创伤者的整个生活。因为创伤性事件在他/她与其他人之间画了一个圈。他/她就在圈中，看着人来人往、忙忙碌碌地生活，唯独自己的每一天都一样，静静地消磨着时间。创伤性事件如同一根绳索拴住了他/她的心灵，以后的每一天都逃离不掉。
无归属感：发生事件后，人生的意义一下子没了。所有的美好想象、所有的念想都没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接下来还需要向着什么去过活？都一下子没了意义。
大卫·莫里斯在《罪恶时刻》中说创伤性事件容易摧毁一个人对生活的信仰。
当一个人经历了创伤后，他会想“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个，而别人没有？”难道只是因为运气不好吗？如果一个人认识到这个世界除了运气，再也没有什么真实的时候，他怎么还会有关于未来的理想呢？因为梦想也好、成功也罢，都不过是飘渺无形、随时可能变化的运气罢了。
解离：心理学家指出遭遇重大创伤的个体，在危险最大化的那个时刻，心灵会撕裂为两部分，一部分尤其身外。看着自己的另外一部分遭受灾难，就如同自己是观众一样。而个体的知觉机制会组织这些无法整合的经验进入正常的记忆网络。所以很多被强奸的个体根本记不得自己经受过这样的事件。
闪回：罹患PTSD的人，会出现记忆闪回现象。在遭遇创伤事件后，只要遇到相关的任何刺激，这种痛苦记忆就会被激活。所以说，记忆并不是等价的，关于某个创伤事件的记忆并不会被显性记忆，却隐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这就像是一只潜伏着的恶魔，不确定在未来的哪一天，就会把你拖回去折磨一番。在看记者对江歌母亲的采访时，记者谈到希望江歌母亲放下这种伤痛。我想她并不是刻意要去回忆，而是生活上、网络上、家里、身边人的随便一个眼神或者字句都会将她带入到她看到自己女儿最后一面的场景。大卫·莫里斯也提到这并不是在回忆创伤，而是对创伤的“再体验”。所以，江歌母亲说到“想到女儿一刀刀刺刀身上，多么痛啊，痛死妈妈了”，每次的回忆都是再体验，这得需要多么强大的心来承受呢。
创伤性应激障碍的严重程度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罪恶时刻》中提到了目前最常用的“剂量-反应曲线”。即：事件越是糟糕，带来的伤害就越大。书中举了这个例子：一个31岁的女士在一次地震后被压在书柜下面一个小时，相较她被压在书柜下24个小时，看着躺在旁边的丈夫的尸体，后者更可能引起创伤后应激症状。
在与自然灾害相比，人为灾害更会引起创伤性应激障碍。而当犯罪者是你很熟悉的人时，创伤的剂量越高，幸存者受到的伤害越大。其实刘鑫在案发后的态度对于江歌妈妈的心灵影响很大。这种不见面、不回复、不帮助的态度已然让自己成为了杀害江歌的有罪人，这对于江歌妈妈的心理创伤无疑于雪上加霜。
《罪恶时刻》中提到了治疗PTSD的方法：漫灌疗法、认知加工疗法、心理动力学治疗、药物治疗、瑜伽等。效果程度因人而异。而对于遭遇创伤的任何人，无论其是否罹患PTSD，社会反应对于个体影响特别大。创伤后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受创伤的人是否得到了社会支持。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好有坏，对于江歌妈妈，我觉得这个人人不甘沉默、处处可发声的时代给予了她莫大的包容和接纳。
希望法律可以给她一个交代，而网友的关心可以陪她度过这段最黑暗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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