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天下大定；中央集中统治，人民生活安逸。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物质精神双文明全都得到迅速发展。儒家、道家、佛家，内外诸多思想领域全面发展。海纳百川，不同思潮互相激荡，还能平等沟通交流，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兼容并存的特点。
这是我国文化事业极大兴盛的阶段，外来文化为传统中华文明吸收利用，营造出万国来朝的大国格局；而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改造，也是生根发芽长期生存的保障与前提。佛教在与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过程中，逐渐走出自己的道路。
经数百年沉积，拥有广泛群众基础，佛教已然成为一大主要信仰。在唐政府半支持的政策下，不断出现西行求法、翻译经典、帝王崇佛等事件。直到周武年间，这股上升势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后续力。
外来宗教要立足，往往需要一些助力。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为古代教职人员指出一条迅速发达的上层路线。在宗法制社会中，宗教活动想要顺利发展，离不开统治阶级的支持。当时的僧侣们深谙其道，与我国的庄子表现出极为不同的风范。
在唐代佛教各派领袖中，除禅宗慧能外，几乎都与朝廷有着密切往来，有的甚至积极参与政治。玄奘偷渡出境，回国后倍受礼遇。唐王不仅有意邀请玄奘出仕，后又积极赞助译经。玄奘则回报以一部《西域记》，并为中宗李显祝诞。
华严宗法藏，经常深入禁中，为武则天讲解《华严经》。西元697年，契丹侵扰，武则天命法藏运用宗教力量阻遏敌军。大获全胜后，武则天下诏表彰。后来中宗复位，法藏“内宏法力，外赞皇猷”。中宗赐他三品衔，法藏坚辞不允，便请求转赐给他的弟弟。
禅宗“七祖”菏泽神会，在安史之乱洛阳失守时，曾隐迹民间。后来政府财政吃紧，右仆射裴冕请神会置坛度僧，收香水钱以资军需，对朝廷收复西京作出了巨大贡献。肃宗诏其入内供养，并且“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是也”。
其他高僧，如有“西京法主、三帝国师”之誉的禅门北宗神秀，和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密宗法师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全都经常出入于宫廷，结交权贵。那时僧人的社会地位极高，生活圈局限于上层，完全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
他们之中有人作了御用僧人，有人常在宫内讲经，有人常受朝廷供奉，有人则被委誉为驻京大德。唐代政治家给予这些僧人们以各种殊荣，比如赐紫，（唐制亲王至三品用紫，这是直接把僧人当官员般礼遇了。）并有赐师号、谥号、国师号等。
唐代官方利用宗教，有个人信仰的需要，更有便于统治的目的。唐王室虽非汉族，但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他们一直因为血统自卑，才会不断利用宗教。这样既能为其安心，又能作为廉价的统治工具。因为姓李，所以声称老子李耳为其先祖，故先天特尊于道教。
但道教之教理不够深厚，虽然受到袒护，但毕竟无法得力。尤其在玄奘回国后，声誉日隆。朝廷意识到佛教有助于管理华戎混一的大帝国，便开始积极拉拢与抬升地位。虽然钦定席次道高于佛；但造寺、度僧、译经等事，自高祖起就从未停息。
隋大业元年（西元605），当时“唐高祖”还在郑州刺史任上。李世民染时疾，其父听说大海寺很灵验，便去拜求。后来果然如愿，高祖便发心造弥勒石像。这是唐太宗八岁时候的事，可能也种下了唐王朝与佛教的不解之缘。
还有曾在佛寺出家的武则天，也算有缘之人。不过她对佛教的接近，更多是在政治利用。由于当时并无改朝换代的历史条件，又因为我国传统文化认为，女人不能成为权利中心。武则天利用佛教中的弥勒信仰，为她的企图作铺垫与背书。
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载初元年（西元690）“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又将此《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
其实，《大云经》中并没有这些改朝换代的内容，都是薛怀义故意加上去的。武则天假托弥勒下生，以实现她夺取大位的目的。利用宗教手段，是为掩盖乱政之恶名，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正当性。
朝臣中有阿谀奉承的，也多称武则天是弥勒化身。武则天在证圣元年（西元695）上加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以弥勒与轮王身份自居。利用弥勒，伪造佛说，这明显是在利用宗教以巩固统治，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这种上行下效的氛围，极大推动了佛教造像的发展。反映在此时期的石刻数量上，呈明显激增的态势。另外，女性化的菩萨形象也层出不穷。武则天利用佛教造像，作宗教宣传，便于让民众接受，使老百姓如同信奉菩萨一般臣服自己。
佛教信仰已经到达鼎盛。不过，由于对教理研究的重视程度趋淡，开始出现流于表面的倾向。到了晚年，随着政权稳固，武则天对佛教的兴趣逐渐转移。而且自从薛怀义被诛杀，武则天也接受了大臣关于停止大规模造立佛像的谏言。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说：圣历三年（西元700）五月，“上以所疾康复，大赦天下，改元为久视，停金轮等尊号。”“久视”出自《老子》。唐朝李姓开国，以老子后人自居；此时改用老子语作年号，可能是对李家的输诚。
武则天先是为其政治利益，对弥勒信仰大力宣传，而后迅速改观，这对佛教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武则天利用宗教，为自己上位服务，无疑会使后世政治家们多有警惕。周武之后，政权回到李姓手中。自从被武则天利用开始，即埋下了弥勒信仰日后绝响的伏笔。
宗教有号召力，有蛊惑人心、策动社运的功用；使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会被别有用心之徒利用。佛教中，弥勒“继佛”说一直都被动与“革命易帜”的思想联结。因其容易被利用，好事者多假借为起事的幌子。
唐代佛教，最为大众所熟悉的菩萨莫过于弥勒。他本是佛世显化的弟子，如今又在欲界净土补处，将来还要回到人间来成佛，在佛教中地位非同一般。尤其“当来下生”与“未来救世”为情节的信仰主题，与人世间的苦难现实相对，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
净土思想成为苦难百姓心中的完美彼岸，起事者利用“当来接班”之口号鼓发民众，用“弥勒”符号美化自己的行为。“弥勒下生”这一特殊文化信息包装下的叛乱事件，伴随了整个佛教的信仰史。
从西元317到525年间，有十多起以“未来救世佛主”为名的叛乱。他们全都使用“新佛出世”说，成为一种流行。此中最有代表性的，属北魏宣武帝时冀州沙门法庆。他自称“新佛”，以李归伯为“十住菩萨”；编造“弥勒取代释迦牟尼佛下凡救世”之谎言。
他们一改佛教戒杀的基本戒律，力倡“杀人作乱”，认为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魏书•元遥传》），史称“大乘教起义”。
隋唐时期，据《隋本纪》中说：大业六年（西元610）在长安，“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隋炀帝大业九年（西元613），高阳人宋子贤擅长幻术，“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出世”，聚众举兵。
开元元年（西元713），李姓重掌政权，政局虽逐渐安定，民间却仍旧多事。据《册府元龟》所载，贝州人王怀古煽动造反，他对人说：“释迦牟尼佛末，更有新佛出，李家欲末，刘家欲兴。今冬当有黑雪下贝州，合出银城。”
这是典型的以新佛出世为口号，以谶语形式预言弥勒下生；煽动人民，意图谋乱，危及李唐政权与社会安定。开元三年，唐玄宗下令禁止邪教利用弥勒信仰，对于利用弥勒信仰的外道违法事件予以严厉禁断。这可以视作去邪显正的保护性宗教政策。
观其《禁断妖讹等敕》，透露出一点信息：并不拒绝正信的佛教，不过要警惕附佛外道，要求地方政府对打着弥勒旗号聚会结社的邪教信徒加以查禁。这些以“新佛下生”为号召掀起的叛乱，与佛教的弥勒信仰有很大差别，其原因很可能与伪经出现有关。
这些伪经迎合现实社会和政治目的之需要而篡造，利用既有的信仰和理论体系推销自己的政治观点；再加上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多苦，很容易掀起群众运动，使得附佛外道日渐活跃。其中一支为“一贯道”的前身，直到如今仍在我国台湾地区与世界各地存在。
家国不幸，终将导致民生与宗教的不幸。宗教被“乱军”利用，直接影响上位者的统治地位与政权稳定。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对佛教采取削弱手段，这加速了弥勒信仰的衰落，与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后唐时代李姓政治家们对于正统宗教的态度，并不积极推崇也未特别打压。唐中宗为高宗武后置敬爱寺，佛殿即以弥勒菩萨为主像；然而对于佛教造像工程，则依旧执行武则天后期所决定的停缓政策。
唐睿宗也延续了宗教整顿的政策，对于荒废无人的寺院予以撤除。其中有一座无人管理的寺院，本来计划是要撤除的，后因一尊弥勒像放光显瑞，这座寺院非但不予拆除，还御书寺额，赐名“大相国寺”。
之后的玄宗，虽然特重道教，但非常崇奉密宗。还敕用原本计划盖寝殿的建材，在安国寺造弥勒佛殿。这些皇帝对宗教的态度，大多是出于政治需要，而非真正信仰。他们虽不像武则天那样“提倡”佛教信仰，但也没有特别抑止佛教信仰的发展。
此后肃、代、德、顺、宪、穆、敬、文诸宗也基本执行不扬不抑，视释道儒诸家平等的政治策略。全唐时代，除了武宗实施大规模“灭佛”行动以外，大部分帝王都对宗教采取扬抑结合，为统治服务的宗教政策。
政治有集中的一面，当然就有统战的需要。唐代早期帝王，无不显示出对佛教的兴趣；因其在王朝初期的外交贡献，获得皇家肯定，从此得到一席之地，也使得佛教在唐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宗教与政治靠近，得到官方赞助，这是宗教发展的巨大推力；而政治利用宗教，尤其是政变过程，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的作用，这也是佛教遭受打压的重要导火索。当宗教符合政治利益时，便会得到发展空间；若宗教与政治发生利益冲突时，则必然会受到严厉整肃。
武宗排佛，表面上说是为控制僧尼人数，其实当时僧人数量并不庞大。（唐朝教职人员需要经过“国考”，对“编制”数有严格控制。）探究排佛原因，无非是本土文化反扑；因国势衰危所引起的排外运动，这是人性问题了。
国家贫弱，有感于国力不足，便责怪到佛教身上。而且学者多有怀古之情，佛法西来，他们感到生存空间被压缩，这才沦为狭隘的国粹论者。这些酸民，本就无益于社稷，以为灭佛就能出人头地，真是痴人说梦。
佛教受到重创，国力并未提升。作为上层建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文士朋党，才是国家衰弱的罪魁，佛教只是替罪羔羊罢了。其后五代，世乱如麻，佛教更是衰微。佛教兴衰始终与国运成正比，非佛有大能，全在心胸的宽窄罢了。
唐代政治家们不独用儒术，利用宗教为其执政服务，致使佛教无法独善于外。佛教信仰在唐中以前，始终兴盛；随着一系列政治事件（周武利用、安史之乱、武宗灭佛等）的影响，逐渐走向式微。
脱离群众，难免头重脚轻。国运衰微，使习惯于走上层路线的唐代精英佛教再无生存土壤。此后佛教从象牙塔中出走，不断流入民间，朝向世俗化发展。人员素质迅速下降，便再也无法得到其应有的尊重。
反而是不太依赖经教，又容易被群众接受（参与）的禅、净二宗，在逆境中找到机遇。他们是草根，积极变换了面貌，寄生在儒道之侧，总算维持住了表面的法统。与民俗信仰合流，最终变革发展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直到如今。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