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难以下咽的“人血馒头”

    “叮铃铃——”一阵尖锐的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我抬起头，东方老师还在刚才的那道有机题里遨游，正讲到高潮处，唾沫星子乱飞，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这让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不仅是因为已经有几颗唾沫落在了我的脑袋上，而是因为我一直信奉一个自认为“亘古不变”的“真理”：凡是总是理直气壮地拖堂的老师都不是好老师。从进了学校的那一天起，老师们为了保证自己的课堂时间，都会不停地强调，要求我们只要听到上课铃一响，所有人都得立刻规规矩矩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说什么，“铃声就是命令。”站在一个“正常”学生的角度来想，抛开占用我们几乎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对我们来说到底是利还是弊这个问题不谈，课余时间你要占用就占用了，没有打个招呼说一声也就罢了，还非得给自己套上一层神圣的光环算什么。铃声就是命令，那现在铃声命令你下课，你为什么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违抗命令命呢？不就是因为我是学生你是老师吗？所以说“命令”这种东西，从来都是管理者用来保证被管理者无条件屈服的一套看似无比光明正大甚至高尚的说辞，或者说得露骨一点，就是枷锁。然而，一旦旧的“说辞”影响到了新的利益，那它很快就会被纯粹地、毫不犹豫地摒弃，亦或被另一套新的说辞看似毫无缝隙而且不可挑剔地更替，最后这一切好像都不曾发生过——美其名曰“新法大于旧法”，我们的制度总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来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发展嘛。

    更可气的是，这第二节课下了，是个大课间。本来这二十来分钟是要出操的，但外面正风吹雨打，所以照例是要留给大家自习的。这下好了，我的“自习计划”肯定又泡汤了。想到这儿，东方老师的嗓音再也不那么甜美可爱了。她在我扭曲的目光里，逐渐变得尖酸刻薄起来。哎，心里再怎么不爽，我面子上也是没辙啊。况且那个大肚子主任也警告过我，要是再抓到我翻墙，我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我也不好再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从课堂上公然逃脱。而且最近我不知怎么的，身体不舒服又有一段时间了，动不动就头疼，想出去潇洒潇洒，硬件自然也不允许了。没办法，接着托起我的下巴，我还是想我自个儿的吧。

    自打那次去他了家，我发现他对我真的不一样了。不用说马晓峰那几个王八蛋总来欺负我时，他会挺身而出了；还有我自己也总会时不时犯浑去干一些根本上不了台面的混蛋事，他也会没有任何怨言地去帮我擦屁股（毕竟有他有钱，有钱能使磨推鬼）。尽管我对众人的羞辱和指责早已不以为然、水米不进了，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对像他我这么好的人，所以我在心里对他越发的感激，直到后来，我也不知不觉从心底把他当成了我的亲兄弟。我也问过他，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一个人这么好呢，每次他都是神秘一笑，说，我的直觉告诉我，你值得我这么做。我笑了笑，即便仍然摸不着头脑，也只好作罢了。

    可能真的是我俩有缘吧，先是小学一起上了六年；到了小升初的时候，大头当然毫不费力地进了全市最好的附中（那个时候我们上初中还是要考的），我本来按成绩只能去一个村里的公立学校的。可偏偏那个时候，我走了狗屎运。但是，我宁愿天天踩到狗屎，也不想走这么个阴差阳错的狗屎运。

    因为那个时候，我原来该去的公立学校和我实际就读的那个私立附中，出了一件事情。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全市有好几家初中，有公办的，也有民办的。那个时候教育制度还没改革，所以招生工作一直比较混乱。好一点的学校，家长们都会把孩子削尖了头往里挤，而差一点的学校，人们提到了，甚至会嗤之以鼻。

    老城区的居民应该多少会有些印象的，在鼓楼桥北边走七八十米，那家荒废已久的破旧店铺，原来是这方圆几里内唯一的一家“白事”店。除了偷偷地卖几种廉价的香烟，店里主要卖一些火纸、元宝、花圈、寿衣之类的物件。店老板姓冯，不知道他真实年龄，但他看上去都快四十岁了，所以街坊邻居们都习惯叫他老冯。老冯之前是有老婆的，听说长得还挺白，因为实在受不了跟老冯一起过穷酸日子，就扔下了快上幼儿园的儿子，跟一个比她还要白三分的小白脸跑了。这几年老冯是既当爹又当娘，带着儿子吃了不少苦。他儿子成绩挺一般，但是今年小考，他居然出人意料地考进了大头考上的那所附中——尽管是录取名单上的最后一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冯看到名单后，那个激动的呀，差点没当场涕泗横流。回去之后，搂着他儿子是又亲又抱，逢人就夸奖他儿子，说他平时怎么怎么用功，又如何如何懂事，还一直念叨着，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不仅如此，报到的前几天，他还不惜破费，请了他儿子所有的老师，还有周围的街坊邻居们，到我们当地很有名的“醉香阁”为他儿子好好地张罗了一番。也不知道是酒精还是高兴的，老冯的脸上那个红润，人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了。大伙儿也都替他高兴。

    可谁能想到，报到那天，老冯彻底傻眼了。交学费的时候，柜台上那个年轻小伙子咦了一声，对着电脑又反复看了好几遍，才带着抱歉的口吻对老冯说，对不起大叔，我们这里没有您孩子的学籍，您看看是不是哪里搞错了？老冯急了，不可能啊，我记得可清楚了，我儿子在你们名单上最后一个，你再看看，那最后一个名字是不是叫冯赟？那小伙子干脆把电脑屏幕横在了老冯面前，从第一个翻到了最后一个，又从最后一个翻到了第一个，确实没有找到这么个名字。

    老冯慌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小伙子也挺好心，给老冯指了一条路：“你看，离这里不远就是市教育局，实在不行你到那里去问问，看看你孩子到底应该在哪个学校。”

    没办法，老冯只好带着儿子来到了教育局。教育局新来的门卫小李一看老冯这身装扮，就把他喝住了，问：“喂，干什么的？”老冯赔了赔笑脸，又从兜里摸出一包中华，偷偷塞到了小李手心里，才点头哈腰地说明了来意。小李点上了一根，很是满意地嗯了一声，才吞云吐雾地往身后一指：“上去三楼，最里边的办公室，找陈主任就行了。”说完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敲门进了办公室，陈主任头都懒的抬一下，问老冯儿子叫什么名字，老冯说，叫冯赟，陈主任查了查，说，哦，你儿子被分到××中学了（就是我本该去那家公立学校）。

    老冯呆住了：“什么？前几天我儿子还在××附中的录取名单上，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所学校了？”老冯几乎是叫了出来。

    陈主任不耐烦地说：“我说在那儿就一定在那儿，好吧？要闹出去闹，你再这样，我就叫保安了。”

    老冯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一把抢过陈主任的电脑，在上面划拉着，一边还说:“不可能，你肯定在骗我，我儿子不可能去那所学校……”

    陈主任吓到了，跳了起来，以为遇到疯子了，连忙跌跌撞撞逃出门，大声喊道：“保安呢，保安在哪儿？快给我把这个人赶出去！”

    不一会儿，几个身穿制服的壮汉破门而入，一把架起了老冯，也不顾他在一旁被吓得哇哇大哭的儿子，把他扔在了离大门十几米远的地方。他儿子随即也被赶了出来。

    过了好久，在儿子的搀扶下，老冯才勉强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好不容易走了两步，他突然又被另外一个人搀住了。

    转头一看，虽然是个老头子，但他身上也穿着跟刚才那几个人一样的保安制服。

    老冯吓得一阵哆嗦，直往后躲：“你你你……你要干什么？”

    老保安安慰他：“别害怕，我不是来害你的。”

    定了定神，老冯发现，这个老人好像真没有要摧残他的意思，这才松了口气。

    老保安接着说：“刚才你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哎，看你可怜，我儿子也机关里头上班，我就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吧。”

    老保安叹了口气，接着说：“你不是第一个找到这儿的人了。我知道，按照成绩排名，你儿子跟他们几个一样，确实应该到××附中去。但是，坏就坏在前几天我们市里头突然来了一个老板，听人说他名下的资产多得惊人，跟我们市里几个领导一块儿吃了顿饭。我儿子作为秘书也在场，给他们端茶送水的。那个老板说，我对你们市有个项目很感兴趣，领导听了很高兴，连忙起身敬酒，那老板又说，只是我要在这里长期发展的话，有几个小孩的上学问题就要你们帮忙解决一下了。后来会发生什么，你也懂得。告诉你个秘密，咱们市的学校，虽然招生人数卡的很死，但是人员调动还是可以有操作空间的。只是老板介绍的几个小孩都是外来的，附中的额子满了，就只能把你们给挤掉了。把你们挤掉后放到哪里呢，因为临近开学，大部分学校的名额早就定了，往下面一个学校放的话，这个学校又要你们把挤掉的人接着往下放，事情就难办了。全市只剩下××中学人没招满，而且本来那学校就找不到什么人，上面一打招呼，他们立马就把你们给收了。”

    老保安说到这儿，对老冯摇了摇头：“我能告诉你的也就这么多了。算了，你也别跟他们斗了，你斗不过他们的。”说完，老保安也转身离去。

    老冯一夜都没合眼，眼睛里血红血红的，布满了血丝。

    第二天，人们惊奇地发现，老冯的店铺这么多年第一次大白天就关着门，连同他儿子，不知道去了哪里，后来找到正在××中学上课的冯赟，他也只是一脸茫然的回答，爸爸把自己送过来后，说了一句，“儿子，你等着，爸爸一定把你送回你该去的地方”，就消失了。

    直到那天中午。那一年的“秋老虎”很厉害，附中门口的家长们大多不堪烈焰般的炙烤，有条件的就躲在了车里吹空调，没条件的就找了一块阴凉地，手持一把扇子为自己解暑。随着“叮铃”一声响，孩子们从校门口涌了出来，有说有笑地寻找自己的爸爸妈妈。

    一切都是那么安详，尽管炎热的酷暑躁得人们都在尽快地远离室外，早早地往家赶。

    这时候，人群中突然冲出了一个身穿满是补丁衣服的人，一开始被他磕绊撞到的人们还用方言骂了他几句，但很快他们就骂不出来了——因为这个人猛地把外套一脱，亮出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菜刀映着毒辣辣的太阳，却反射着刺骨逼人的寒光。这道寒光一下子就掠过了所有人的眼睛，人们被这一人一刀吓得大声惊叫，四处溃逃。很快，他冲出了人群，跑到了学校里一个正背对着他还在跟同学嬉闹着的一个小男孩后面，大喝一声，对着脖子就是一刀……可怜的孩子啊，还没能叫出声，就永远地倒在了地上，到死都还瞪着满是疑惑和惊恐的眼睛。男孩旁边的孩子们都吓傻了，连最基本的逃跑都忘记了，那人也便提着刀向他们砍去……

    所幸这学校的保安也不是吃素的，几个小伙子见状，一人抄了一把家伙，也冲了上去，几下就把那人给撂倒了。其中一个小伙子拿着铁棍，往那人太阳穴上抡了一下，那人闷哼一声，趴在了地上，抽搐了几下，不动了。

    后来人们一辨认，发现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寿衣店的老冯。

    警方通过走访调查也奇怪，平时这么老实一人，怎么会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后来，法医在他的兜里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儿子，爸爸没用，不能保护你。不要怪爸爸这么做，爸爸只是想不通，凭什么他们有钱就能进本该属于你的学校。既然他们说名额不够，那这下，名额总该够了吧，哈哈哈

    我不知道那张字条的照片大头是怎么弄到的，但在是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么多事里面，这件事是我最不愿意回忆起来的。所以我背着大头，偷偷把照片烧了。他知道后，也没说什么。

    可能当时的媒体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再加上不知道什么人给施加的压力，这件事并没有传太久。因为当时这起恶性案件引起的影响太过于轰动，人们除了唾弃十恶不赦的凶手，同时也开始质疑教育招生体制的问题。于是不久，东窗事发，那几个领导最终被拉下了马。为了平息民愤，新的局长决定，把我们××中学的学生（其实一个乡镇中学也没几个人，三个年级加起来都凑不齐三个班），当然也包括原先那几个被挤掉的学生，一并“特招”进了附中，而原来的××中学被改建成一所社会福利性质的特殊学校，用来为先天残疾的学生提供免费的教育。

    我就这样也进了附中。但我们这些“特招生”里面，没有一个因此而感到高兴的。

    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差不多该结束了。 

    但是，如果我那时没有再次犯浑拉着大头插手进去，事情本该就这么结束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是我跟大头人生的转折，也是我想讲得故事的一个开始。说来也可笑，洋洋洒洒上万字了，我讲的故事才刚起了个头。我之前说了这么多，就当是为了交代一下我当时的生活背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