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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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金玉均之死严重恶化了帝国与日本的关系，但是这件事还没有将两国迅速推向战争。真正将两国引向战争的是朝鲜内部发生的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又称东学道，或者东学教。创始人为崔济愚，号水云，出生在一个塾师家庭，深知民间疾苦。
但是崔济愚对西方近代文明并不理解，认为朝鲜的问题，都是西方文明东来之后发生的，因此应该反对西方文明，反对西方势力对东方的扩张。
19世界60年代初期，崔济愚杂取帝国的文明比如儒释道思想资源，创建了东学道。所谓东学，就是指东方之学，就是帝国文明，用来与当时来自西方的天主教文明区别抗衡。
东学道后来又被称为东学教、天道教等，再后来又被称为东学党。这些不同名称其实都是一回事，来自崔济愚的创造，基本教义为诚、敬、信，使得东学教更符合当时的情形，更具有东方色彩，也就更容易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具有极强的社会冲击力、号召力。
1864年，崔济愚被朝鲜政府杀害，族人崔时亨继承其遗志，坚持在下层传教。此时的朝鲜，还处在外来文明进入早期，政治腐败、吏治腐败，权贵穷奢极欲，下层民众生活艰难。
东学教的创立和传播，极大满足了一般民众精神上的需求，是对处在生死线、贫困线上的下层民众某种程度的精神慰藉，在短短几年风行全国，赢得下层民众普遍信仰。
《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势力渐渐影响朝鲜。所以东学道后来的政治意识、政治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反对日本文明渗透、影响的意思，其口号“除暴救民”、“扫破倭洋”就是发泄对日本的不满。
02
1894年春，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征集民夫修筑水利灌溉工程，修复后却向农民征收水税，这些水税被中饱私囊。此事引发了民众揭竿而起。
4月，古阜郡东学道首领全琫准举义旗，率众起义，民众群起响应。起义军攻城掠地，所到之处，开仓放粮，救济穷人，建立义军政权“执纲所”，与朝鲜统治者形成全面对抗。
出于利益考量，中日两国对东学党义军的行动格外关注，彼此也格外警惕对方。帝国担心日本借口东学党起义损害侨民利益出兵朝鲜，重演甲申政变故事；日本也虎视眈眈，担心帝国借口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重演袁世凯当年千余清兵攻进王宫故事，让日本利益受损。
对于朝鲜政府来说，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有力量将起义军镇压下去，不希望外来力量进入；但另一方面朝鲜政府自身力量有限，几个月过去，起义军越来越多，政治危机逐渐向全国蔓延。
5月31日，东学党起义军攻占全州，有迅速向京城进攻迹象。朝鲜过往对自己的军队越来越没信心，遂派员与袁世凯会晤，商请帝国借兵助剿。
6月3日夜，袁世凯电李鸿章，希望帝国派兵。根据袁世凯的电文，帝国出兵朝鲜不仅有宗藩关系历史依据，而且是应朝鲜国王之请，与壬午年、甲申年情形类似。这一次，只是循例而已。
而且根据袁世凯估计，朝鲜政府根本没有力量平息这场骚乱，帝国如果不出手，相信其他国家必然有乐于出力的。而这个乐于出兵的，不言而喻，就是日本。
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电的时候，一定会懊悔当年一激动发出的那番“大议论”，那个议论与伊藤博文达成了共识，就是假如帝国未来为朝鲜出兵的话，一定会通过外交渠道告知日本；同理，如果日本因为某种原因向朝鲜用兵的话，也会这样通知中方。
此时的李鸿章没有袁世凯那么洒脱，一直担心日本会利用帝国的不慎而妄动。
而袁世凯根据自己与日本外交官的接触，判断日本不会借口帝国出兵而出兵。所以袁世凯建议，天津谈判的共识应该遵守，等到帝国政府收到朝鲜政府正式请求后，总理衙门应该电告驻日公使，并照约行文日本外务省。
而且仔细研究《天津条约》，两国派兵只需行文知会，并没有帝国派兵日本也要派兵的意思。假如日本借此多事，袁世凯分析也不过是借口保护使馆，调来百余人。
何况东学党骚乱距离汉城还有一段距离，日军进驻汉城会引起骚动，应该提醒朝鲜政府预先劝阻日本不要派兵。
袁世凯说，他和日本使馆翻译官、代理公使都谈过，均明确表示日本政府也希望东学党骚乱早日平息。
袁世凯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他的判断深刻影响了李鸿章，使得原本犹豫不决的李鸿章在收到朝鲜政府派兵请求后终于下定决心，奏请帝国政府派遣叶志超、聂士成率领淮军约两千五百人分赴朝鲜，同时命丁汝昌派遣北洋济远号、扬威号分赴仁川、汉城。同时，帝国政府还依照《天津专条》约定，通过外交渠道知照日本。
此时的李鸿章、袁世凯信心满满，他们真诚相信日本不会借机向朝鲜用兵。而且，他们肯定还相信，即便日本也向朝鲜出兵，也仅仅是因为东学党之乱而去保护日本的侨民。
日本军队不会与帝国军队发生冲突，因为没有理由冲突。甚至他们还想到，即便真的发生冲突，为什么历史不会重演？壬午兵变、甲申兵变的情形，在袁世凯的脑海中应该不止一次显现，那是好男儿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为什么不抓住呢？
03
袁世凯、李鸿章，以及帝国的大臣们根本没想到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喽。现在的日本不是壬午的日本，也不是甲申的日本，是甲午的日本。
日本有备而来，甚至可以说，袁世凯、李鸿章的所有行动，都按照日本人的规划行事，一步步进入日本人预设的圈套。一场大战正在等待着袁世凯、李鸿章。
从帝国的角度，朝鲜为藩国，藩国有难，并且向帝国正式提出救援申请。作为宗主国，义不容辞应该满足藩国要求，出兵助剿，平息东学党叛乱，恢复秩序和和平。这个理由天经地义，是帝国出兵朝鲜的正当性和法理依据。
但从日本的角度看，他们不仅没有反对帝国出兵，反而一再向帝国暗示支持出兵助剿，平息东学党叛乱。只是，日本希望帝国出兵是有自己的考量的，那就是可以趁着帝国出兵而出兵。
日本人的法理依据是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天津达成的共识。至于帝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日本人此时并没有争执，也没有计较。
对于日本可能出兵，李鸿章有预感的，毕竟他是当事人，是他与伊藤博文当面约定的。帝国不出兵，全凭外交解决，日本大约真的拿帝国没办法。
但是帝国一旦出兵，日本就有出兵的理由。只要日本一出兵，两国军队就会在朝鲜碰面，究竟会发生什么，谁也难预料，毕竟在过去十年发生过两次冲突，而且从结果上看，都是日本比较吃亏。所以李鸿章对于是否出兵比较谨慎。
李鸿章的谨慎最终被袁世凯改变。毕竟袁世凯是帝国在朝鲜的第一负责人，属于第一线，而且袁世凯在过去十年确实也控制了朝鲜，比较好地处理了中日关系，日本在朝外交官与袁世凯私人之间没有不和，因而袁世凯很善意地理解了日本外交官的言辞，没有怀疑日本人的用意。
04
日本朝野对于朝鲜局势变化确实格外关注，这是因为日本自《江华条约》签订以来在朝鲜的利益实在是越来越多，朝鲜的动荡肯定不合乎日本的利益，但是由于《天津专条》的束缚，日本政府不可能在帝国之前向朝鲜单独用兵，既不可能派兵保护日本侨民，更不可能派兵帮助朝鲜政府平息东学党之乱。
当东学党势力日益强大，朝鲜军队到处溃散，乱民攻陷全罗道首府等消息传到日本，日本全国报纸争相登载，舆论骚扰。特别是平素反对政府的政党、政客利用这样的机会，大造舆论，认为朝鲜局势的混乱有利于他们发动政治攻势，使得当局困难，因而这些政党政客不断鼓动舆论，极力扩大战争气氛。
作为最早进入朝鲜通商贸易的日本，关心朝鲜政局走向天经地义。日本驻朝公使馆像袁世凯一样全程关注东学党之乱，及时向日本国内发送相关报告及观察。
他们认为，东学党之乱，从其发展情形看，还不能认为东学党有足够力量颠覆朝鲜政府。即便情形持续恶化，日本或许需要准备派遣一支军队前往朝鲜，保护日本公使馆、领事馆及侨民，但问题不是非常严重。这也是袁世凯分析日本不会出兵朝鲜的主要依据。
袁世凯判断并非错误，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当5月31日东学党攻陷全州后，第二天，日本驻朝公使馆译员拜访袁世凯，听取袁世凯的看法，询问帝国是否准备向朝鲜出兵。
对于日本的询问，袁世凯没有防范。他如实地介绍了与朝鲜政府沟通的情形，介绍了朝鲜政府已经决定向帝国求救，帝国政府也正在积极考虑。两方的交谈，是两国外交官的正常往来，是职责，也是本分。
袁世凯将此次会晤及时报告李鸿章，他的判断是日本政府面对国内纠纷，不会向朝鲜大举用兵，即便日本会因帝国出兵而出兵，目的也如前两次一样，以保护公使馆的名义派出数百人。袁世凯的报告坚定了李鸿章的信心。
日本驻朝使馆也将此次会晤及时报告给了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通报朝鲜政府已经向帝国政府提出援助的请求。6月2日，接到此报告时，日本内阁正在总理大臣官邸开会。陆奥宗光觉得此事重大，日本政府必须采取相应对策。
因此陆奥宗光在当天会议开始后，将日本驻朝使馆发来的电报给阁员看过后，提出他自己的建议，就是如果帝国出兵的话，不管他们用什么名义，日本也必须派兵，保持在朝鲜的均势。
对于陆奥宗光的建议，内阁成员都表示赞成，因为从日本利益角度来看，确实没有反对的理由。伊藤博文还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等参加会议。
经过紧急讨论，会议决定对日本军队赴朝问题做出秘密决议，伊藤随之携带此项秘密决议，奏请天皇。
由此可以推测：一、日本虽然很早就有与帝国一战的预案，但甲午年间出兵朝鲜是一个临时性决定；二、日本的目标为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换言之，如果帝国不出兵，日本依然没有出兵的理由。
05
日本政府在决定出兵时或许没有要和帝国翻脸的计划，但随着局势变化，日本政府的政策也在变化。
陆奥宗光当天就命令正在日本国内休假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做好随时返回朝鲜的准备，又与海军大臣秘密商议决定让大鸟搭乘“八重山”号军舰赴朝，并在该舰上配备相当数量的海军陆战队，并命令该舰及所有陆战队一律听从大鸟的指挥。
另外由参谋本部密令第五师团，由该师团抽调一部分不对做好紧急出兵的准备，随时待命开往朝鲜；密令轮船公司等征集船只，筹集军需品。
凡此命令均属于日本此时外交、军事最高机密，由此可知，日本政府的战争动员已经非常充分，绝非帝国所能想象。
中日两国在朝鲜有巨大的利益交集，更有权力之争，两国都想在朝鲜维持各自的权力。
为了战而胜之，伊藤博文，特别是陆奥宗光煞费苦心。在决定出兵的当晚，陆奥又邀请参谋次长川上细谈，推演此次出兵策略。
日本政府的策划在当时均是秘密的，李鸿章、袁世凯，甚至帝国驻日公使汪凤藻也无法打听，更没有办法想象。
那时的袁世凯仅仅从表面上看到日本在1884年甲申政变后在朝鲜势力的衰减，看到了日本在1890年颁布宪法实施宪政后的政治混乱，议会与政府总是冲突，不明白宪政的意义，以为政府与议会的冲突会极大削弱日本的力量，使得日本政府很难就出兵问题与朝野各界达成一致，因而袁世凯期待利用日本的政治混乱谋求帝国在朝鲜的更大利益。
帝国派驻日本公使汪凤藻也是同样认识。汪凤藻看到日本朝野各界的政治争执日趋加剧，就想当然地以为日本没有力量对外生事，没有力量在朝鲜与帝国抗衡。
袁世凯、汪凤藻两个重要的外交官就给国内提供这样的分析报告，李鸿章受到这种看法的诱导，怎能不做出错误的决策？
非独立行为能力者请勿入内。本文纯属一个毫无远见和真才实学的小小房地产行业HR从业者的愚昧见解，仅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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