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些地方的农民反映，麻雀和其他害虫，因为偷吃粮食，对农业的影响较大。当时，粮食可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关乎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关键，一切都容不得半点闪失。
很快，一项关于农业发展的“十七条”意见被适时地提了出来，其中重要的一条是: “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 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 ，苍蝇，蚊子。”
“麻雀”这一名词第一次写进了官方文件，而且一写就写进了死刑。
于是全国立刻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零麻雀运动。各省市各地区各显其能，通过数字比拼来凸显成果。
当然也有不和谐的声音。
1956年，随着“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能搞一言堂）的深入开展，有专家在学术大会上提出麻雀清零的异议：
1. 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
2. 历史上，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
1956年底，上海《文汇报》出现了第一篇公开质疑消灭麻雀的文章。
但是，1957年夏天，上海《文汇报》上关于麻雀问题的讨论，戛然而止。因为，反对灭麻雀的言论被认为是“右派”言论，是对制度的攻击。人们对于麻雀问题的讨论日益谨慎。
而另一些文章和诗歌则很快就占领了舆论的高地。比如郭沫若同志写的灭麻雀诗歌。
于是，灭麻雀越来越成为了大家共识，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是胆怯。
慢慢地，麻雀之坏被类比为敌人的坏，麻雀也成了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我们虎视眈眈的象征，“无雀”的中国，跟“鼠雀成灾”的敌对国家相比，更能体现出优越性。
《人民日报》说：从4月19日至21日，北京市300万人连续突击三天，共歼灭麻雀40余万只。
于是有人算了一笔账：以每只麻雀连吃带糟踏粮食每年按5公斤计算，共可节省粮食200多万斤。又按每年每对麻雀繁殖15只计算，可节省1500多万斤粮食。
真是“不算账不知道，一算账，成果真不小”！
各地的经验频频传来，全国一盘棋，通过一切工具进行轰赶、捕打、药毒、搜捕、掏卵、堵窝，坚决、彻底、全部、干净、痛快地为歼灭麻雀打了一场人民战争。一时间战旗招展、金鼓齐鸣、杀声震天，假人迎风助阵，战场江翻海沸，震天，假人迎风助阵，战场江翻海沸，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麻雀一出窝即被猛烈的轰赶，在气枪、弹弓、面盆、铁桶、竹竿、红旗、锣鼓、假人、毒饵、喇叭、音响等轰赶下，麻雀无处落脚，开始坠空而死，有一些被轰赶的没有逃路时，就撞墙“自杀”。
各地纷纷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山西一位138 岁老人，计划在其寿辰前率领全家 40 口人每人捉麻雀40 只，甘肃双目失明的儿童用弹弓打麻雀百发百中，还有“盲人王妈七十八，边哄孩儿边赶雀”的故事，都在报纸上广为传播 。杨某十来岁，因为身体残疾，成为家里唯一无法参与生产劳动赚取工分的“无所事事者”，但她身残志不残，1958 年的冬天，她在一天时间内利用筛子扣住数只麻雀成为村里灭雀典型。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
这个数字是否准确，现在无从考证。但是群众的热情是肯定的。
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
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他们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幸喜这份报告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1960年春天，最新指示说：“除仓库、秧田外，麻雀不要再打了。”
随后，会议正式通过文件，将“除四害”中的“麻雀”改成“臭虫”。
消灭麻雀，终成往事。
真成往事了吗？
文 | 云间大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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